试析《七音略》中的“轻中重”、“重中轻”两图

<七音略>的"重中轻"、"轻中重"两图长期以来得不到合理解释和统一意见.通过对两图的分析可以看出,<七音略>所注"轻中重"是指该图主要是合口字,即"轻",有少量的开口字,即"重";而"重中轻"则正好相反,主要是开口字,即"重",有少量的合口字,即"轻".从今音看,"重、轻"分别和"开、合"对应.我们可以推测,在<七音略>写作的当时可能读音已经发生了倾向于今音的变化.     

《辩字五音法》《辩四声轻清重浊法》考

《广韵》末附《辩字五音法》云:“凡呼吸文字即有五音.唇声、舌声、牙声、喉声、齿声等:一唇声并饼(唇声清也)二舌声灵历(舌声清也)三齿声陟珍(齿声浊也)四牙声迦,(牙声浊也)五喉声纲各(喉声浊也)。”此《法》出于何时,已不可考,而曰“五音”,不言“七音”,至迟当在郑樵刊表《七音略》之前。考孙愐《唐韵序·后论》云:“切韵者,本乎四声,……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这里虽有“半徵’.“半商”之称,尚无“七音”之名。吴敬恒说:“《辩字五音法”者,六朝时候古等韵字之七音也”。可见由来远矣。六朝人审音甚精谛,至隋唐,韵书蜂出.等韵之学空前发达,许多音理问题的探讨臻于完善。孙愐的《唐韵序》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序》云:“切韵本乎四声”,又云:“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他先说“四声”是切韵     

《七音略校释》绪论(续)

在等韵图上方,先分为唇舌牙齿喉半舌半齿七音,即七个发音部位,是横列的。各等韵图排列七音,不是一个样子,未采取位置固定法。但是,一个发音部位搬家,在其下的其他排列顺序也就依次搬过去,后者的排列顺序,始终不能离开郁个发音部位。不难看出,等韵学家自发音部位而下的排列顺序,又正是采取位置固定法。在七音里,以声母的四种发音方法为横排列顺序,古人称做四等清浊,印沈括《梦溪笔谈》所说:     

湖南汨罗长乐方言语音分析

长乐地域与平江、岳阳县毗连,长乐方言受赣语的影响较大,但湘语特征更为突出,应划入湘语长益片。其理由有三:一是从土人感来看,长乐人觉得和平江人通话有困难,巴陵话口音很重,长乐话当属汨罗话、长沙话系列,而与平江、巴陵话相去甚远。二是从历史沿革和地域文化看,长乐一直归属于古罗城,还在梁、隋时成为县治,其文化是地地道道的楚文化。三是从语音识别特征看,虽然长乐方言韵母,如“鼻化韵较丰富,非敷奉母宕摄阳韵合口三等字念[x],古流臻曾三撮开口一等韵今读齐齿”等与湘东赣语相似,但其声韵调的主要演变规律,如“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时清化,舒声字一般不送气,入声送气”、“模韵端泥组、鱼虞韵庄组与流摄字相混,鱼虞韵精组读[i],蟹撮合口端系读开口,一般都保留入声调类”和湘语长益片高度一致。     

古壮字中的“古无轻唇音”遗迹及其成因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语音总不断地演化，某种语言现象虽然消失了，但在消失的过程中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投影和折射，古壮字中的“古无轻唇音”遗迹，正是古汉语唇音分化前在古壮字中遗留下来的印记。从“古无轻唇音”在古壮字的投影和折射中，我们窥视到古汉语唇音分化前的历史状况，轻唇读如重唇音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衡山方言的轻重音及与其有关的变调

衡山方言的两字组、三字组的轻重模式与字组是否成词、字组的词性（体词性和谓词性）及语法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在句子中,轻重音有区别语素的实义和虚义、辨别数词的确数义和约数义等功能。轻重音在语音上的特征表现为：轻读音节较重读音节的时长短,非平调变读为平调（具体的变调规则是上声13变读为阴平33,入声24变读为阳去44）。这种变调可称为“轻读变调”。根据轻读变调的稳定性,可以分为“规定性的轻读变调”和“非规定性的轻读变调”两种。“规定性的轻读变调”具有与北京话“轻声”相同的语法语义功能,可以界定为“轻声”。     

汉语轻重唇音的分化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自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一说以来,汉语音韵学界绝大多数人是信奉其说的,但是由于钱氏只是证明轻、重两类唇音上古合为一类,而没有证明上古唇音声母究竟读如重唇还是读如轻唇,换言之,钱氏只是论证了音类,而没有论证音值,因此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长期以来仍有不少学者怀疑此说,批评此说。比如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就曾针锋相对地提出“古有轻唇音”,近两年王健庵、敖小平二位学者又相继强调“古无轻唇音之说不可信”,而提倡“古无重唇音”之说。有鉴于此,我们也想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并在某些地方提出一些新的材料和观点。     

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的对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大学生党员教育依然面对着社会转型共生问题、“西化”与“分化”渗透、高等教育改革新问题带来的严竣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深刻反省以往大学生党员教育重党课学习、轻党性锻炼,重政治要求、轻人格培养,重学习内容、轻学习效果,重入党前培养、轻发展后教育等轻重失衡现象;坚持大学生党员教育的针对性与时代性,探索网络教育新形式,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强化党员信念与党员形象教育。     

“凿齿”小考

《山海经·海外南经》云:“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郭璞注云:“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因以为名。”《淮南子·本经》云:“(犭俞)(犭契)、凿齿,……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注云:“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彻颔下,而持戈盾”。在《淮南子·地形》中亦载有“凿齿民”之称,并将其与“锞国民”、“三苗民”、“交股民”、“反舌民”等一并置于西南至东南地区,高诱注云:凿齿民“吐     

“喻”“邪”两纽古读试探

清世小学家言古今声类之异者,始于徐用锡(徐著“字学音韵辨”,言知、彻、澄、娘古读端、透、定、泥。其书未见,江夏徐疆誃藏有华亭沈大成抄本),粗成于嘉定钱氏,补苴于余杭蕲春章黄二君,于是古无舌上(包括知、彻、澄、娘四纽,及照、穿、神、审、禅五纽,并分出正齿庄、初、林、疏四纽古归齿关。)及轻唇音之说完全确定。湖南曾运乾又作“喻母古读考”,谓“喻母四等古隶舌关定母,三等古隶牙声匣     

浅论内部审计

针对传统内部审计模式中存在的“重监督轻服务、重结果轻过程、重财务轻业务、重合规轻效益、重单项轻系统、重当期轻长远、重查处轻建议、重独立轻互动”等问题,要确立新理念,把内部审计作为一个控制系统而不是一个检查系统,内部审计要以效益审计和管理审计为主,内部审计要以事前、事中审计为主,内部审计要以体现中国特色。     

“古无轻唇音”之说不可信

<正> “古无轻唇音”这一学说,是清代学者钱大昕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的论断是:“凡轻唇之音,古皆读为重唇。”“六朝以后,重唇为轻唇。”①用这一学说来解释古字通假和谐声系统以及后来所谓“类隔切”,的确很方便。因此受到后来学者的赞许,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对这学说提出过一点小异议或修正性意见的是符定一。符氏认为“古有轻唇音”。可惜他最后又否定了自己的看法。钱氏认为轻唇音六朝以后才从重唇音分化出来;而符氏认为轻唇音虽已存在,但只是重唇音中的音位变体。就实质看,钱符两家学说是一致的,都认为轻唇音在古音声母系统中不是独立的音位。     

中学语文的听说教学

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要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就必须克服重“文”轻“语”,抓“文”弃“语”的偏颇现象,把听、说、读、写当成一个整体,一齐抓起来.     

转注臆解兼论六书之性质

六书中之转注,可算是一个象飞碟或百慕大三角似的不解之谜了。从古到今,人们为此写了多少文章,但始终没有攻破这一关。真是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自来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作为悬案。唐、宋、元、明几代的许多学者贾公彦、郑樵、张有、戴侗、赵宦光等的说法,由于受当时主观、唯心学风的支配,可取处不多。有些论述得不够清晰、明确。至于以为转注就是“考字左回,老字右转”,或“贲有七音,义各不同,触类而长之,衰有四音,齐有五音,从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转注之极也”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农村警务室建设的问题与出路——基于益阳市赫山区的调查

新时期农村警务室建设存在着重“开门”轻“营业”、重“硬件”轻“软件”、重“独唱”轻“合唱”、重承诺轻践诺等问题。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经费保障不足、警力资源紧张、传统警务观念与现代警务观念之间存在矛盾、考评机制不完善等。为此,应积极寻求地方党委政府、人民群众的支持,借用民力解决警力资源不足问题,因地制宜地探索符合实际的农村警务室工作模式,转变观念,完善考评机制和制定向农村警务民警倾斜的政策等。     

提高中学语文教学效益的出路何在

文章时提高中学语文教学效益的问题作了思考。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五个俯向:重“教”轻“学”;重“语”轻“文”;重“静”轻“动”;重“左”轻“右”;重“内”轻“外”。进而指出,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改革关键是“转轨”,具体地说,就是:要由“应试型”逐步转变为“素质型”;要由“死磨型”逐步转变为“培智型”;要由原来的以“教”为重心逐步转移到以“学”为重心的轨道上来。为此,文章还指出,必须加强对学生学法的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处理好“知”和“行”、“本”和“法”、“扶”和“放”的关系。     

山东临朐中古正齿、舌上声母今读

这个题目,就发音部位分作“混合舌叶音”和“舌尖后音”两个部分来谈.壹,混合舌叶音罗常培先生在他的《汉语音韵学导论》中谈到混合舌叶音时说:由舌尖舌面之混合部分与齿龈后接近硬腭之处接触以节制外出之气息而成.发此音时,舌较发舌尖前音微缩.国际音标之属之.我国方音中山东临淄读“蒸”、“超”,“扇”及浙江金华读“准”、“春”、“书”等正齿音三等字之声母,亦属此类.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驻村“第一书记”：名实分离与治理路径

“第一书记”是国家促进乡村发展的代理人之一,是地方政府落实各项政策的承担人,是回应基层群众诉求的执行人。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P县白镇驻村考察发现：第一书记的嵌入对推动基层组织再造,吸纳体制内外资源与缓和基层社会矛盾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压力型体制、目标责任制与晋升激励机制的情境下,第一书记的行动逻辑倾向于重过程干预,轻弥补指导;重争资跑项,轻运营管理;重走读下沉,轻服务下移;重晋升条件,轻村庄发展。由此形成了以加强组织建设之名,干预基层自治之实;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之名,下基层“镀金”之实;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之名,获取晋升条件之实的异化现象,严重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因此,地方政府应在选派前建立甄别机制,防止其“混基层工作经历”的投机行为;在下派中进行不定期巡查,防止其“悬浮化”而导致基层问题“上不来”;在任期结束后实行村民参与评价和离任审计,防止其“不作为”与权力寻租的“乱作为”,进而确保其驻村工作的名实统一。     

更新教育观念 强化农业高校人文社科教育

当前,为了培养出农村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高等农业教育要更新观念,改变以往重“专业”轻“基础”,重“知识”轻“能力”,重“技术”轻“素质”的传统观念,确立起以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核心,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为一体的现代教育观念,培养出既有较高科技水平,又有较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农业科技人才。     

试论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其借鉴价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通过“育君子”与“化小民”的双重路径达到“至忠孝、明人伦、成君子”终极目标的思想教化模式.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目标导向和教化方式对于弥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重“工具性”轻“目的性”、重“灌输”轻“内化”等偏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