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金瓶梅》中的动词后缀“子”

一明沈德符认为《金瓶梅》第53至57回系“陋儒补以入刻”,其理由之一是“时作吴语”(见《万历野获编》卷25“金瓶梅”条)。朱德熙先生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一文中,为此寻求了一些语法方面的根据,其中之一是第57回有两处用“子”作动词后缀:     

也谈近代汉语中副词“白”的一种词义及用法

马思周、潘慎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白”》(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里说:“近代汉语的北方官话(口语)中有一个副词‘白’,大约等于书面语的‘竟’、表示意外的转折。其语法特点是,只用于否定句,修饰‘不’、‘没’,如明人小说‘叫了半日白不答应’。‘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1989年《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了胡增盖的《满语bai和早期白话作品“白”的词义研究》,文中也提到了表示“竞、竟然”义的“白”,如《红楼梦》七十回有这     

论“叶韵”和“读破”的关系

“叶韵”和“读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专文讨论过。但是,有些专家在探究“读破”的起源时,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杨伯峻先生在《破音考略》(《国文月刊》七十四期,1948年)一文中曾怀疑“乐”字的“五教反”这一读破可能起于陆德明《经典释文》给《诗经·周南·关睢》“钟鼓乐之”句中的“乐”字所注的叶韵。洪心衡先生在《关于“读破”问题》(《中国语文》1965年第一期)一文中把杨先生的怀疑变成了肯定。他说《释文》“在‘钟鼓乐之’一例,既注‘音洛,又音岳’,又提出‘或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三论庄子

在《论庄子》(见196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这篇论文里,我说:“关锋同志的《庄子哲学批判》(见《哲学研究》1960年7—8期),已经对于庄子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挖透了庄子的‘底’了”。近来又作了一些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关锋同志对于庄子的批判在基本方向上还是正确的,但是,庄子哲学的“底”似乎还需要再挖一下。关锋同志说:“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是这样一个三段式:‘有待’——‘无己’——‘无待’。‘有待’、‘无己’、‘无待’是庄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     

爱国主义是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石——兼与艾菲老师商榷

艾菲先生的《论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石”》(见《山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前期思想,得出了一个有新见的结论:“在鲁迅前期思想中,虽然羼留过尼采哲学,达尔文进化论等‘杂质’,但它们始终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它们在鲁迅前期思想中矛盾纠结、消长起伏,渐渐地退却了,消散了,而构成     

补释二则

拙作《释德》刊后(见本刊第四期):李泽厚研究员来函补充曰,“曾疑‘德’原指氏族习惯法规,今如加上共同遵循则豁然矣,‘循’——功能要求,转而为‘德’——名词实体。” 案,此说极确。据此似可解决“德”之古义这一难题矣。甲骨文及周初金文叶德字均书作“值”(参看郭沫若《文史论集·周初四德器》一文)。德乃“循”之本宁。所谓“德行”实即“循行”。循即顺(见《说文》),     

也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

关于吴沃尧的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但对它的结构的褒贬却很不一致。贬之者,认为只是“杂集‘话柄’”而已(同上);褒之者却认为“全书布局以‘我’字为线索,是其聪敏处,省力处,亦是其特别处”(见张     

经济学的对象是“人欲无穷与供给有限”的特殊矛盾吗?——与戴世光先生商榷

戴世光先生的《<矛盾论>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理论基础》一文(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以下简称戴文),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欲无穷’与‘供给有限’的特殊矛盾”。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为此本文谈点不同看法。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戴世光先生说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讲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具有基础性的经济规律”。     

继承·模仿·创新——重读《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在本书《后序》中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文通》确有强用西方语法比附汉语之处,因此一直受到批评。吕叔湘、王海棻先生指出:“其实正如他在上面引文中所说,他不仅‘求其所同’,同时也‘求其所不同’。在这方面,大家只注意到他在因袭西方的八个词类之外增加了一类助字,是‘华文所独’。却很少人注意到他还在好些别的地方指出‘华人所独’。(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评述》,《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这个意     

答《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我和周烽同志的拙作《从‘斯’字看论语》一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六期后,该刊编辑部转来杨剑桥同志《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杨文)。杨文否定了我们所肯定的‘斯’字应当是动词,作分析之义解的论断,论据有四点,兹一一答复如下: 杨文第一个论据:“《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说文》确实探究的是字的本义,然而先秦的字义实际上就是词义。张世禄先生写的《古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25页上说:“‘字’是和‘词’紧密联系的。我们阅读任何作品,必须坚持‘字不离词’的     

也谈“异语”

张寿康先生在一篇题为《谈“异语”修辞方式及其他》(载《修辞学习》1982年第二期)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修辞方式——“异语”。他在举了“青海的‘柴达木’本来就是蒙语‘盐泽’的意思”一例之后,给“异语”下了如下的定义: 这种利用非汉语普通话语词(包括外语语词,兄弟民族语和汉语方言、行业语的语词)来显示语词的意义,引用原词义或运用双关语义来达到增加文章     

释“散旦逍遥”

敦煌俗曲《十重深恩》:“第七重恩深哪,儿玩耍迟到黑呀;急得我亲娘呀,拍手连连唤啊啊呀。你冷了来穿衣呀,饿了来吃饭呀;儿散旦逍遥呀,不听娘使唤啊呀”(载《敦煌研究》1991年1期101页)。整理者高启安先生附注云:“散旦逍遥,演唱者也说不清其意,疑为‘三旦小妖’。景泰方言有称小娃娃为‘小妖’的,‘三旦’即三岁”(同上102页),此说似有可商。 我们认为,“散旦逍遥”就是“散诞逍遥”的同义异形词,自由自在、无拘束的意思。“散旦”字本作“散诞”,《全唐诗》133卷1351页李颀《答高三十五留别便呈于十一》:“散     

也谈“沙鸥翔集”

《语文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2期刊载孔望同志《试解“沙鸥翔集”与“或异二者之为”》一文。该文认为统编语文教材《岳阳楼记》注解中“翔集”的“集”不作本义“栖止”解,应解作它的引申义“聚集、会合”,由此认为“‘沙鸥翔集’是‘沙鸥(在湖面上空)飞翔着、聚集着’”的意思,其理由大致有三点: 第一、从情理上分析,“一碧万顷”的湖面上没有沙鸥栖止之地,因此“‘沙鸥翔集’应该是描写沙鸥在湖面上空飞翔的状态。” 第二、从意境上分析,写沙鸥在湖边栖息,没有“写沙鸥在澄碧如镜的湖面上空振翮健飞来得优美生动。”     

读谢疑考

<正> 《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第369、370页说谢诗的“初发芙蓉”、清新自然,“在那个‘文章殆同书钞’(《诗品》语)的时代里”,“确可一新读者的耳目”。又,《南通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第38页亦云,“在那个‘文章殆同书钞’的时代,诗作能如‘初发芙蓉’般清新自然,其历史功绩尤其不可抹煞。”说谢诗如初发芙蓉,使人耳目一新,是对的;但说他的时代是“文章殆同书钞”的时代,则又值得斟酌。谢灵运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他处于晋     

名家失误三例

(一)“坐断”应该拆开来讲中华函授学校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第七辑中,有王力先生的《宋词三首》一文。其中讲到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的“坐断东南战未休”一句时,王力先生说:“‘坐断’不能拆开来讲,就是据有、占有的意     

北京话的“俩”与“仨”

北京话“俩”读作‘lia,《新华字典》释义说“两个(本字后面不能再用‘个’字或其他的量词):夫妇～.买～馒头.”“仨”读作sa,《新华字典》释义说“三个(本字后面不能再用‘个’字或其他的量词):他们可儿～.”(以上分别见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59页、373页。)     

陶渊明故里辨

陶渊明,何许人也?众说纷纭。较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一、“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见十三所高校编的《中国文学史》及中学语文课本)二、陶渊明是“浔阳郡的柴桑县(今江西九江西南)”人。(见廖仲安《陶渊明》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三、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人”。(见《庐山历代诗选》第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四、陶渊明之“旧居”今为九江县马回岭公社马头大队之属境”。(见庄云新《面阳山陶靖节先生墓祠初考》,《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第4期。)五、陶渊明是“栗树铺”人。(见邓钟伯《陶渊明故里说》,《江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不能一概而论——对《而——名词作状语与作动词的“试金石”》一文的异议

郑红、曾祥明两同志在《而——名词作状语与作动词的“试金石”》(见《中学语文教学》1988年第9期,以下简称《“而”文》)一文中,认为“凡是遇到‘名词+动词’的组合,而这种组合又不是主谓结构而是名词作状语与作动词难以区分,便可用‘而’这块‘试金石’去试一试。如果可以加上‘而’,即是连动;如果加不上去,则是名词作状语。”     

关于“下见小潭,水尤清冽”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这是柳宗元《小石潭记》中的一句话。对这句话中的“见”“尤”二字,各书都没有作注,《语文战线》一九八○年第六期清质同志的《<小石潭记>讲练法教学设计》一文对这一句话是这样讲解的:“‘取道’,选取路线,这里兼有开路之意。‘下见’,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下文所写就是从这个角度所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