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翰林院

翰林作为一种官制，始创于唐代中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明代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洪武年间废除丞相制度，永乐年间建立内阁制度后。而自内阁形成之初，翰林院与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对明代政治产生影响     

翰林院政治功能演变与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制度始于唐代,定型于宋代,翰林院成为朝廷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翰林学士的经筵与日讲活动对于皇帝处理政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功能上,翰林院经历了由精英政治向史学功能转化的历程,"翰史合流"始于金代,完成于明清。中国封建社会这一独特的翰林制度体现了史学同政治、史学同现实、史学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学术界对翰林院的研究重点今天依然停留在关注其政治功能,对翰林院的史学属性尤为忽略,所以,探讨翰林院的治史功能对培养今人关心政治、观察历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明代庶吉士散馆授职考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创设的一项高级文官培养制度。授职是最后一环,随着整个制度的发展不断完善。成化以后,授职主要集中在翰林和科道二途,并有少许部属官者,而翰林尤重;对于庶吉士中不可避免的起复和病痊者,其授职也逐渐更为合理。同时授职在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亦出现了有失公允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明代庶吉士的散馆授职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为国家输送了众多人才。     

唐翰林制沿革考

唐初,翰林院的前身"别院"即已出现.唐玄宗即位,正式建立翰林院,翰林院待诏各以艺能供奉君主.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在翰林院内置学士院,翰林学士专掌机务枢密.从此,翰林学士政治地位日益崇显,学士院亦逐步走向内阁化.     

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明代监阁体制探赜

明代中枢政体经历了从“六卿分职”到“监阁共理”体制的嬗变。司礼监与内阁于颉颃制衡中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了决断国是的政治职能。但这种“监阁共理”体制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双轨制”。在体制的动态运作中,由于皇权的相对倾斜,造成了明代相权于司礼监和内阁间的游移,以“监阁迭相”的方式发挥其“内外相维”的政治功能。这种游移,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政治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成为明代“宦祸”与“党争”的内在原因。从而确定了明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

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之间关于唐宋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令人关注的事件。清代翰林院诗学重唐,而反对宋诗。汪懋麟和施闰章之间的诗学争论关涉到历史上翰林与主事诗歌主张的矛盾;汪氏和徐乾学之间的诗学论争则关涉到翰林院的＂玉堂家数＂与失意文人＂不平则鸣＂思想的对立。总之他们之间的诗学之争深刻反映了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的巨大差异。     

明中后期内阁首辅的嬗替与政治影响

在明中后期内阁权力逐步发展到顶峰的政治格局下,内阁成为权力斗争和利益角逐的场所,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绞杀使内阁成员的人际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明中后期内阁首辅的去职都是一系列政治倾轧的结果,而去职后的首辅的结局却大多带有悲剧性的色彩,这一现象有其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并对当时及以后的明王朝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

一、翰林院的设置时间翰林院是一个供奉内廷的待诏场所,这种场所在唐初已有,而翰林院名称的出现则在玄宗即位初。但是,由于历史记载的含糊不同,后人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唐初已有翰林院、例如:清代永瑢等《历代职官表》卷23案语:“即唐初置翰林院,亦不过内廷供奉之所,并不系于职司”;孙永都、孟昭星《简明古代职官辞典》第60页;“翰林院,官署名,唐初设置,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供职者称为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第281页;“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翰林院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唐代“医待诏”及相关问题略考

对医待诏的起源及唐代医待诏、翰林待诏、翰林医官以及与翰林院、翰林学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对唐代医待诏的相关史实进行了钩沉与评述.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张之洞在山西

<正> 张之洞(1837—1909)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实业家和教育家。他为官40余年(1863—1909年),其中有三年(1881—1883年)是在山西渡过的(任山西巡抚),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张之洞整个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此之前的十八年,张之洞所担任的官职主要是:翰林院编修、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翰林院庶吉士、四川学政、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衔。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上)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试析明朝内阁制的政治效能

明朝内阁制度的建立是封建社会末期上层建筑的变革 ,并成为有明一代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内阁制对明代国家政权运行机制产生的重大政治效能 ,在其形成、职权、地位等方面有所体现     

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夏言

夏言是明代著名政治家,也是明代第一个被杀的内阁首辅。他在历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在政治上加强内阁权力,限制宦官势力,整顿吏治,重视人才选拔,改革科举制度;在经济上查革冒滥,节省开支,安抚百姓,查勘庄田;在军事上巩固边防,击安南收国土,议复河套以取百年功。明中期阁权以及阁权与皇权之争十分激烈,夏言遇到强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排挤,自身骄慢又引起明世宗不满,最终造成他悲惨的结局。     

从杨廷和到张璁--嘉靖初年改革述论

杨廷和、张璁在嘉靖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执政期间,针对武宗弊政进行改革,使正德以来积弊日深的政治出现了一线生机,并开明代中后期改革之先河.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