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否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农民主观幸福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随机抽样调查获取的1 354个样本农户的数据,研究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2)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在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以及采用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家庭更为显著;(3)农村电子商务主要通过纵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横向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对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采用大型平台电商网销途径的农户均具有正向中介效应;而社交电商网销路径主要通过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因此,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接入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机会;加大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培训,发挥四大网销优势,重点发挥大型平台电商和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推动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非线性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上,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同。此外,农民收入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均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在整体上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     

城市的电商化转型能否推动低碳发展——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经验证据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进步，城市电商化已经成为助力低碳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基于我国283个城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建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电商化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电商化显著减少碳排放和提升碳效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电商化对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东部地区城市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说明城市电商化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效应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和提升城市的碳效率；进一步空间效应检验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不仅促进了本城市的低碳发展，还对周边城市有着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果为更好地发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效果并助力城市低碳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识别电子商务技术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于在农村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以2018年中国农村电商发展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发现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比未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高83.6%。使用分位数回归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电子商务对低收入家庭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中高收入家庭。政府应通过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电子商务、为农村居民电商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红利等措施,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质量。     

电商下乡如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县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作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代理变量,采用PSM-DID方法考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电子商务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提高农业专业化生产水平等路径实现;农村电子商务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而在西部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效果并不明显;农村电子商务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和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中,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效果更为突出。基于此,建议因地制宜制定农村电商发展优惠政策,重视农村电商经营主体培育,完善农村金融与数字设施支撑服务,利用电子商务助力城乡共同富裕。     

汇聚涓涓细流：农村电商的收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全国1809个县的证据

促进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在农村、在农民,而发展农村电商是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收入增长、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探索。基于2014—2020年全国1809个县以及淘宝村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农村电商发展对县域农村家庭收入的直接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与非电商村相比,农村电商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产生的收入效应在电商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聚集程度不高的地区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电商呈现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农村电商对周边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较大。国家推进电商进村应注重完善具有较好农业资源禀赋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特色农产品在电商市场中的差异化竞争力;鼓励农村电商跨区域发展,提倡农村电商先行区帮扶后进地区,促进农产品和农村要素流动汇聚涓涓细流,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共同富裕。     

农业保险、农业信贷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19年山东省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农业信贷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检验农业保险的农民增收效应。结果表明:农业信贷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农业信贷在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所以,为了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要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制度体系,畅通"银保互动"和农村金融收入效应的传导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

数字技术进步与运用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新契机,该模式具有传统普惠金融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且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但有利于当地农民增收,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且在分别跨越两个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均得到提升。（4）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化程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金融素养、金融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陕西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陕西省908户农户调查数据,从金融知识与金融能力两个维度测度了农民的金融素养水平。采用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民金融行为的影响以及金融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路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农民金融素养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其金融素养指数均值为0. 35,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区域的农民金融素养水平具有较大差距;金融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信贷行为、理财行为及保险行为;信贷行为、理财行为与保险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的路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38. 35%、18. 58%和26. 17%。据此,提出了开展农民金融素养教育、优化农民金融行为决策、保障农民合法金融权益等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电商下乡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吗？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化商品流通渠道建设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利用2013—2018年县域数据,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自然实验,采用多期PSM-DID方法探讨了电商下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电商下乡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电商下乡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经济发展落后、财政依赖度高、信息化水平低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县域具有更加明显的经济拉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电商下乡推动了县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地区农业生产率、吸引企业进入以及改善融资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应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把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流通渠道建设与电商下乡试点地区的特色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进一步探索县域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方式,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淮河生态经济带农村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及其空间特征研究

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研究农村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一直以来是关注热点。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1个地级市2007—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分别利用静态空间计量模型和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角度研究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农村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研究发现:首先,淮河生态经济带农村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效应凸出,本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对邻近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也即农村人力资本对邻近地区农民增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产业结构、农业生产资料、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是淮河生态经济带农民增收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当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内生驱动和外生依赖的双重特征。     

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基于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视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06—2020年省域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金融支农、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随区域和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间存在中介效应;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发挥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支农则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作用中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经济集聚、空间溢出与农民增收

运用1998—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构建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测度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不同的空间关联模式下,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存在低水平聚集的现象。控制工业化率、资本劳动比以及人均农业总产值等变量,邻接权重和经济权重下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在区域内部、区域间及总溢出效应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需谨防工业化虹吸效应的不利影响,中西部地区需保障区域内部合理的经济结构比例、降低技术外溢的区域间距离。     

资源禀赋、电商认知与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

基于河北、江西和云南3省893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研究了资源禀赋、电商认知、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资源禀赋中的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电商培训和农产品特色明显程度对其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注册品牌、绿色或有机认证、产品深加工对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化和电商认知对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扶持对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资源禀赋、电商认知 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培育农产品电商品牌,提升农场主电商运营能力,创新电商经营模式和提高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等建议。     

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基于农业生产环节的可分性

厘清农业机械化在不同生产环节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理、路径及效应,对于促进农机装备结构优化、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踏车理论、中介效应理论,选取中国25个农业大省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农产品价格、劳动力转移、农业经营规模、粮食生产效率在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农业机械化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农业机械化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农产品价格的中介路径影响农民收入。其中,生产环节农机通过阻碍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农业收入减少;加工环节农机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农业收入提升,通过提升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农业收入增加。提出调整农机装备结构,加大生产环节农机补贴力度、加强加工环节农机技术推广是有效推进农业高质高效的重要路径。     

培训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9-2018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和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处理农户参与培训的选择偏差问题,分析培训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有助于农户增收,增收效应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增长;培训的增收效应具有持续性和正向累积效应,但影响程度随时间推移有递减趋势;培训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要加大涉农培训力度,坚持需求为导向、农民为中心,分级分类安排符合群体特征、适应农民需要的培训,加大“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农技推广现场培训”力度,挖掘非农培训增收潜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农产品电商对农户节水改造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疆库尔勒产区梨果种植户的调节中介分析

干旱地区农户节水改造意愿存在低位稳定均衡,参与农产品电商对节水改造意愿的提升机制和效率中介亟待检验.基于新疆库尔勒产区823户梨果种植户调查数据,采用调节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产品电商对农户节水改造意愿的直接影响和通过农户信贷获取、社会服务运用和标准化生产效率中介的间接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以电商直销和电商供货为代表模式的农产品电商行为对干旱地区农户节水改造的流量意愿和存量意愿均具有显著的直接提升作用;(2)信贷获取、社会服务运用和标准化生产对农产品电商的节水效应起中介作用,其中标准化生产的效果较强;(3)农产品电商参与水平对3类效率中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电商直销模式的调节强度高于电商供货模式.基于此,干旱地区应将农产品电商与节水灌溉协同发展,对不同电商参与水平下的农户进行针对性扶持,有助于提升其主动节水改造的长期意愿,使农户以较低成本获得节水收益.     

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民增收吗?——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农业机械化的推进离不开农村人力资本的支撑。本文基于200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引入农村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并考虑了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滞后性,探究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机械化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农业机械化和农村人力资本均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而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机械化水平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使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村级数据后仍可得到相同的结论;第二,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机械化促农增收的调节效应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为负向调节效应,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为正向调节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机械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对粮食主产区、人均耕地面积更大的地区效应更大;第四,农业专业技术人才与农业机械化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应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和加速提升农村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针对我国农村可能存在的人力资本结构错配问题,要加强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以更好地匹配并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促进农民增收。     

数字乡村赋能与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基于农民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考察数字乡村的农民增收效应,同时探究农民创业活跃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普惠金融等方式得以实现,而且农民创业活跃度对数字乡村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这源于农民创业活跃度易受区域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若要充分发挥农民创业活跃度在数字乡村促进农民增收中的调节作用,需要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从而实现农民增收目的.     

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增收效应及空间特征

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及其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包括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在内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教育人力资本的空间效应更显著;(2)农产品价格指数、城镇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等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农业信贷投入因农村市场缺乏完善的农业资本形成机制,表现出与农民增收的负向关系;(3)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教育人力资本对农民增收的边际影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形关系,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增收的边际影响表现为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