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廖平平分今古的二个重要论点

《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四期,发表了拙文《清代学术三大发明之一》,论述了近代经学大师廖平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平分今古文论。但囿于篇幅,廖平平分今古之论的两个重要论点未能涉及,而如果不了解今文经学祖孔子,古文经学宗周公;古文经学祖孔子早年之说,今文经学宗孔子晚年之论这两个论点,就不能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未将古文经学生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孔子出而有经之名”驳议——皮锡瑞《经学历史》的论证问题

皮锡瑞不仅主张孔子作六经,还认为"经之名"出自孔子。然而,他在《经学历史》中提出的五项证据都是不能成立的。在此之前,龚自珍《六经正名》已提出了两项皮锡瑞没有面对的反证。要证成"经之名"源于孔子,比证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更加困难。皮锡瑞为了证明"孔教"仍然有用,故此格外坚持"孔子之教",遂把"经"之名也要追溯至孔子头上。这是多了举证责任,却又无法圆满地佐证其说。相比之下,龚自珍"天下有六经久矣"之说,比皮氏之说更高明,也更经得起推敲。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杨朝明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齐学”、“鲁学”之别．笔者曾就“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的关系谈过个人的看法。（《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载“管予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本...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从“《春秋》义法”到“义法批评”:中国散文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涵

“义法”一词源自墨子,具有形而上的方法论意义.“《春秋》义法”指孔子笔削《春秋》时所制定的义例与行文之法,尹洙、欧阳修率先师法而作古文,方苞则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实现了由“《春秋》义法”到“古文义法”的理论转换,将“《春秋》义法”移植于古文批评,赋予其“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批评”以广阔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古文义法”与“《春秋》义法”休戚融通.     

“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孔子史学观念的一个悖论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时期,史官所遵循的原则、修史的指导思想皆是这一时期确立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的指导思想;"书法不隐"是春秋史官所秉持的并深为孔子所赞赏的基本原则。"春秋笔法"在于"取义","书法不隐"在于"求真"。孔子"修《春秋》",取"义"而不失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礼记·王制》之官制研究

儒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前者以《王制》为经典依据，推崇孔子，主张改制立法，是早期的经学；后者以《周礼》为经典依据，推崇周公，主张复古从周，是后世的史学。史学重在记录历史，保存国故，面向过去；经学则要指导现实，经世致用，面向未来。故周公之制已属于旧制度的陈迹，孔子之制则是正当其时之新法。本文通过文献断代的上推证明，《王制》在时代上更加靠近孔子，它很有可能是一部直接来自孔子的改制法典，而不仅仅是一部汉代儒生记录先王之事的历史文献。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新探

关于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旨趣,一般认为是争官学地位,并归结为争博士一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本文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古文学者向今文经学发难的根本理由,维护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格局,保持经学在政治生活中的独断权威,才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实质.关于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传统看法是两派对孔子和五经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本文认为,在尊奉孔子、崇拜五经等经学基本立场上双方并无原则分歧.文章重点从经典的字体、内容,对经典的理解及治学宗旨等四个方面对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作了具体分析.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索解

《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一章,历来众说纷纭,难得确解。旧解多谓"先进"、"后进"或"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各自成词,联系上古时期的语言特点,"先进""后进"以及"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皆不成词。此处"进"当为"进献"义,同"荐","于"义同"以","野人"为孔子时代居于城外的殷代遗民,那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即"(祭祀时)先施礼奏乐的是城外的殷人,后施礼奏乐的是国都里的贵族",如此理解,正好可以和《礼记·郊特牲》"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相互印证。孔子对殷周礼俗的态度是择善而从的。     

古、今文经学之争与许慎的《说文解字》

两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促进了文字训诂学的发展。作为古文经学家的一代宗师 ,许慎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 ,撰成了他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 ,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同时 ,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 ,成为两汉经学合流的先导。     

论皮锡瑞易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在清代经学中的地位

皮锡瑞是清末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对《易经》《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均有深入研究。其易学研究特点有三,一为立足于今文经学,二为重义理而不废象数,三为兼综古今、汉宋。分析皮锡瑞易学研究的特点,有利于理解皮氏经学的特色,判明清末今文经学的走向。     

孔子“相鲁”考

<正>孔子曾一度在鲁国代行卿相之职,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明确记载。但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钟肇鹏先生在其《孔子系年》中,就征引了毛奇龄、江永、崔述等人的异见,概括起来,即认为春秋之时无以"相     

《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经解新说——兼论经典训释变化与社会时代诉求转变之关系

《尚书》既是弥足珍贵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献散文集,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代表作。开篇《尧典》"黎民于变时雍"句历代释义为"百姓在尧政下变得雍和",然而通读上下文,会发现此句释义与前后矛盾龃龉。梳理"雍""黎民""变时"等词语的本义与衍生义,并结合上下文运用大量笔墨描写制定历法的内容,可知此句与农耕时令有关,应释义为"百姓在时令变换这件事上不清楚"。此外,在《汉书》保留的一则汉成帝诏书中,今文经学对此句的引用使用语境明显与农耕时令有关。经学释义的变化,反映的是时代诉求的变化,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农耕技术已经不再是困扰人们的第一难题,取而代之的是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重塑与维护。     

读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代经学“古文”争议缘起及相关经学史论题探

刘歆等之争立诸经,上承汉成帝时代掀起的以刘向等为中坚的尚古热潮,并凭借了《左氏》学等渐由民间显学跻身朝廷官学的势头。面对五经博士的抵制,他们援引、提升并强化了孔子壁中书的神圣性、完整性和权威性,以为正名的力量,这就是《移书让太常博士》一再宣扬的"古文"或"古文旧书"的内涵,它不仅指"逸《礼》、《尚书》",更包括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春秋古经》",亦即许慎《说文解字序》所称"壁中书"之一的"《春秋》",而《毛诗》不在其列。他们根据孔壁"古文"与所争立诸学相互参证,对学官所传的经与传均施以激烈反击,但与后世衍生出来的宽泛而又或绝对化的"古文"壁垒颇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