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真理性

董仲舒哲学在 2 0世纪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批判。董仲舒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反面人物 ,是错误的也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本文从汉代的现实出发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详细分析 ,认为他的天人感应论是理论形式 ,实质内容却是针对现实的。屈民而伸君 ,是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 ;屈君而伸天 ,是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以历史唯物义观点来分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在汉代还是有一定的真理性 ,才会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真理的     

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

《春秋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郊祀原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     

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

"三纲"的本义是"皆取诸阴阳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的关系。此说始于汉代,以适应"汉承秦制"。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都不讲"阴阳灾异",而汉儒因有了"君为臣纲"的思想,故而"屈君而伸天",用天神的权威和"阴阳灾异"来节制君权。儒家是服从于仁道,以人民为"大我",以为民、利民为"大局",此义不是"三纲"所能具有。"三纲"在中国古代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现代已无现实意义;相反,批判"三纲"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圣学心法》与明成祖治国理念的表达

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是明初官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取法唐太宗《帝范》及宋儒编集的多种帝学书,以洪武朝《储君昭鉴录》、永乐初《文华宝鉴》为基础,逐步发展成型。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明成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结构以《大学》为纲,宋儒"心法"为理论内核,旨在为后世君主提供治国法则、历史经验与理论指导。《圣学心法》在近世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键地位,它体现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的高度结合,是明成祖君师职责合一思想的确认及其对治统、道统关系的处理结果,对后世的帝王之学及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经汉儒“包装”,大一统又被奉为“正统”,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无不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一统思想又是凝聚华厦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政治哲学视域下对《礼记》“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

《礼记》中涉及儒家的"德本财末"思想,因其特有的政治关怀而存在一种隐性的设定:将这种关系定位于圣人或君主,这就为构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能。为此,以考辨"德"与"财"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传统儒家义利之辨思维模式下"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尝试将这种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发生关联,意欲探究儒家构建"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知识·思想·信仰——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三代是儒家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素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回向三代"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探索儒学的真实意蕴成为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坚定信念。郭嵩焘作为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儒家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以"三代之治"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还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来考量。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体现了他对儒家最高理想的深层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趋于返本与开新之间。分析和总结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既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春秋繁露》与儒学君道观的形成

《春秋繁露》在肯定君权至上的前提下,从君权来源的角度,强调君权的最高本源是天,从而得出了君主行为必须效法天道的结论。如若君主逆天行事,天就会以灾异的形式进行谴告,直至变更君位和君统。并视“易姓而王”为政治常态,否定了君权的万世一系。由此初步完成了儒学君道观的构建,对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汉代民间的“苍天”崇拜

“天”的构造、“天”的性格、“天”与人的关系,是两汉哲学论辩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天”的权威,是得到各家的公认的。《淮南子》继承了庄子“与天为徒”（《庄子·人间世》）的思想,提出“循天”的原则（《原道》）。《吕氏春秋》“法天”的观念,也为汉代思想家所继承。董仲舒说,“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人事必须“合于天道”（《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样的思想,其实是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的。汉代社会对于“天”的迷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曾经表现出具有宗教意义的广泛影响。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先忧后乐:范仲淹的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探幽

范仲淹的政治伦理思想大致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在政治实践层面,他秉奉儒家政治理想,倡导经世致用;二是在价值教化层面,他通过义理融通的方式极力宣扬儒家的价值观念,并把"行道"作为其义理生发的重要内容。二者又在接受了儒家价值教育的文人士大夫身上得以汇聚。同时范仲淹也意识到,要想在北宋当时内忧外患的朝局之中,肩负起"行道"的责任,必须要有舍身弘道的自觉精神,于是他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作为精神鼓舞与为政准则。然而范仲淹政治伦理思想所强调与奉行的一切都是基于其"君民一体"的民本主义思想而进行的。同时,其民本主义思想对"宋学精神"的养成与"共治"政治的产生都具有深远影响。     

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

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从冯燕到向中令——由游侠而士绅的“忠义”之路

冯燕是唐传奇中的豪侠,其侠举为士大夫所褒奖。他们虽极力将冯燕式的侠义和儒家之"义"联系,但冯燕以后的人生并无圆满的交代,留下了一个历史的悬念。宋人张齐贤所写的《向中令徙义》,为"冯燕"式的豪侠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模式,即走向"忠君"报国之路,获得士大夫的身份殊荣。"向中令模式"的意义是将冯燕们完全士大夫化,成为(扌晋)绅的楷模。这种转换是由宋代文人政治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从冯燕到向中令象征了民间侠义的儒家化改造的完成。这种"忠义"对民间,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影响。     

论《尚书》“三德”思想在古代法制实践中的运用及当代启示

"刚克、柔克、正直"是儒家提出的三种治国理政思想,《尚书·洪范》称之为"三德",是指结合三种具体政治环境采取三种相应的施政方针,即"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平康正直"。在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中,法家、黄老学派先后完成了对"刚克""柔克"的探索,儒家学派在二者法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积极践行"正直"思想,用以指导汉代以来的法制建设。历史证明,"三德"思想提供的三种施政方针皆有其内在合理性,尤其是"平康正直"的守治之策,可以为当下推行"德法合治"方略提供有益启示。     

孟子民本思想中的“以人为本”理念探析

《孟子》不仅是先秦诸子中,而且也是儒家经典中最具有民本思想的一部著作。孟子的民本思想继承了西周以来"敬天保民"的思想和儒家的"爱民保民"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仁政"的学说。这是孟子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对后世也有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