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试论宗白华的小诗

宗白华的小诗虽然是新诗开创的产物 ,但它所彰显的“新诗人人格”对于新诗发展的客观意义十分真淳而颇具新意。它以“在自然中活动、在社会中活动、哲理研究”的表现形式与执迷追求诗的“灵境”、表写人性的真相、诗与哲理研究趋近的艺术手段 ,使他的小诗创作获得了并不逊于冰心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小诗的艺术创作中 ,宗白华所提供的创作实践及其经验 ,更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论“九叶”派诗歌的现代化探索

“九叶”派主张在尊重新诗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营养,重建新诗现代化格局。他们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创作原则,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诗美智性化追求,并在诗歌语言和诗体形式方面作了大胆探索,其丰硕成果有力地促进了新诗艺术的发展,并具有丰富的启示性。他们融合中西文化,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了鲜亮的一页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从翻译他者到建构自我——刘半农对译诗主题的借鉴

刘半农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他翻译了许多外国的诗歌,也创作过许多优美的新诗。在创作新诗的过程中,他借鉴外国诗歌中的积极因素建构自己的新诗。可以说他的新诗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他的译诗有一定的联系。借鉴译诗的主题就是这种联系的一个方面。然而翻译界对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至今仍鲜有论及。本文探讨刘半年如何利用他译诗的主题建构自己的诗歌主题,以期唤起译界对刘半农诗歌翻译的关注。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论蒲风对现代叙事长诗的贡献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的蒲风,是有意识地从事和推动叙事长诗写作的一位功臣。他在30年代中后期不仅大力鼓吹、提倡长篇叙事诗的写作,而且创作了《六月流火》、《可怜虫》等4部长诗。他在创作中发扬新诗的战斗传统,致力于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潘颂德四十年代中后期，东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九叶”派诗人唐是在辛勤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写下了一篇篇立论精湛而又风格独特的诗论与诗评论，和袁可嘉一起，成为体现“九叶”诗派诗歌美学主张的诗论家。１９４８年１...     

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的诗作

三十年代,是卞之琳新诗创作的旺盛期。除《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汉园集》(1936,与何其芳、李广田合集)、《慰劳信集》(1940)外,1942年出版的《十年诗草》,他自称是他三十年代的“诗总集”了,收诗仅75首,可见其选诗之谨严。他的三十年代诗,以全面抗战开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本文只就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1930——1937)的新诗创作进行评述。     

新诗的"有形"与"无形"--以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为中心

林庚是中国新诗格律探索中最坚韧的跋涉者之一。他从 1931 年以“自由诗”作者的姿态初涉诗坛始,至1935年前后转向“新格律诗”的实践,直至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论文方式继续诗歌格律问题的思考,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由形式及本质,突破了以形式划分新诗和旧诗的简单化思路,深入涉及了“诗的内容”、“诗的本质”等诗歌内质问题的探究。同时,他的“九言诗”等创作尝试也在格律实践、融会民歌因素等多个层面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批评、研究不无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康白情──中国新诗坛上的一颗流星

康白情是“五·四”新诗坛的一员猛将，“诗体解放”的大胆追求者，当时新诗创作的一座标竿。其《新诗的我见》是一篇关于新诗理论研究和创作谈的专论，对新诗的一系列问题，均有独到的看法。尽管他在新诗坛只是一颗流星，然而他却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遗忘和埋没是不公正的。     

一座诗的丰碑——为《朱英诞集》问世而作

<正>像波兰作曲家萧邦在西方音乐史上以"钢琴诗人"名世一样,朱英诞这个名字,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就意味着诗。自1933年在报刊发表新诗《印象》起,至1983年创作最后一首新诗《飞花》后不久谢世,朱英诞的写诗生涯长达整整半个世纪。他一生留下了三千多首新诗,一千多首旧体诗,可以说是以诗始,也以诗终。他曾自称"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但他以他自己与众不同的诗,新诗和旧诗,还有同样与众不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寻找春天的路标——诗集《紫金花》读后

著名诗人冯亦同的诗集《紫金花》是熔铸了诗人身处“时空”的博爱与情思、拥抱着他所萦念的“大我”与“小我”的“个性化写作”，这不仅表现在题材重大、格调高扬、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诗作上，也更多地面对生活中的“平凡”与“渺小”，指触“崇高”与“光明”之外的各个角落。他在新诗创作中十分注重形式美，提高了诗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对拓宽新诗创作思路，加强新诗形式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苦闷与迷惘中的觉醒－论郭路生（食指）的诗与诗歌精神

在“文革”时期 ,诗人郭路生 (食指 )坚持独立的创作精神 ,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品质 ,思考现实 ,体现出人的自由意志。他的诗把审美的直觉与形象的感悟高度统一起来 ,成为新时期“朦胧诗歌”的开创者     

论卞之琳的主知诗

卞之琳于1930年秋冬之际开始写作新诗.最初的作品有新月派诗风的痕迹.也在1930年,他“读起了波特菜(尔),高蹈派诗人,魏尔伦、玛拉美以及其他象征派诗人”,而且又迅速“转移到瓦雷里和里尔克晚期作品.”还接触到艾略特、奥登等.这些诗歌与他的艺术个性、艺术追求如此合拍.迅速促使他形成不仅用心灵感知情思,而且用理智思辨情思的创作路向.同当时现代派诗崇尚潜隐抒情的风气一致,他不断写出主情风格的诗作,但越来越显露出后期象征派诗的知性色泽.到1935年12月出版《鱼目集》,他就向诗坛献出了一系列完全意义的主知诗,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派主知诗,在当时及以后乃至当今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为卞之琳奠定了新诗史上的显目地位.卞之琳前期诗作的“现代性”也主要突现在这些主知诗中.     

艾青新诗美学思想初探

七十年新诗发展的历史,从草创到成熟,到新的崛起,经验和教训同样引人注目。艾青的道路,终于到达了中国现代新诗成熟的顶点。为“人民诗人”,为“泰斗”,艾青的新诗创作实绩继郭沫若而起成为又一座高峰,艾青的新诗美学思想作为他创作的指导,其探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成熟期的突出代表,艾青的诗以其伟大的艺术成就,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开拓了一条道路。艾青的创作生涯,从大堰河时期到唱“归来的歌”,继续了半个世纪。其间关于新诗的理论探讨。辑有一部《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四十年代出版的《诗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后期一些理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