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四川藏区妇女受教育权与可持续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四川藏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四川藏区男女两性的受教育权的实现是不平衡的,且差异还十分显著,四川藏区妇女教育的低水平不仅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藏区整个教育的发展,而且还进一步影响了藏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藏区妇女受教育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四川藏区妇女受教育权现状的客观分析,提出了维护藏区妇女受教育权的对策建议.     

左宗棠的西北禁烟思想及其实践

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西北各地鸦片种植泛滥,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于西北的社会风化构成很大的威胁。为此,左宗棠基于鸦片对西北社会危害的深入分析,采取了严厉禁烟的举措,遏制了当时鸦片种植泛滥的趋势。但是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地方官员的奉行不力,西北的鸦片种植仍然未能根本杜绝。本文拟以左宗棠的西北禁烟思想和实践为中心,对其掌控西北政坛时期的一系列禁烟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述论。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毒品种植原因试探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毒品种植、贩运猖狂,成为甘肃省乃至西部地区毒品泛滥的重灾区,影响地方社会甚巨.推究其因,藏民族大多以游牧为生,有尚武习气,鸦片成为其与外界交换武器的重要媒介;回、汉族莠民潜入藏区种烟贩烟,刺激了该地鸦片的产销;地方统治者囿于鸦片的高利润,强迫怂恿民众种植鸦片;地方政府在禁烟上配合不力,土匪莠民趁机偷种不已.在禁毒上.甘南藏区地处边缘,插花飞地众多,成为明显的"三不管"地带;地方武装薄弱,不堪一击;加之各种势力交织,县府、省府都无能为力.质言之,甘南藏区毒品泛滥是政府统治权力缺失.此地长期处于一种失控状态下的表征.     

李安宅藏区应用人类学主位研究中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结

李安宅是我国近代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长期致力于边疆研究,是藏区实地考察研究的先辈,其丰硕的研究成果生动地展示了藏区民众的生活状态、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在藏区的实地考察中,李安宅运用应用人类学主位研究的方法,参与藏民的生活,以"局内人"的视觉立场去观察、体会和理解藏区文化,为藏区文化更为真切地呈现做出贡献。同时,在"入乡随俗"的亲身体验中,李安宅与藏区民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并在其研究著述中时时体现出国家民族的情感。     

历史再“叙述”与历史分析——读《嘉绒藏族研究资料丛编》

<正>嘉绒是藏族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地理概念,嘉绒指嘉绒藏族居住的地方,即嘉绒藏区,主要包括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金川、小金、汶川、理县、黑水、壤塘、松潘、阿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色达、道孚、康定、泸定、炉霍和雅安专区的宝兴县等的部分地区。作为一个族群称谓,嘉绒指生活在以墨尔多神山为中心,大、小金川流域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嘉绒藏区处于"藏彝走廊"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汉藏民     

长征时期汉藏民族关系的深化发展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四川藏区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聚集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所处环境最艰险、最早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的地区,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积极、妥善处理与藏区广大群众、上层人士的关系,汉藏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积极帮助藏区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民族自治政权,努力建构民族平等的新型政治关系;四川藏区人民群众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和帮助,对保存红军势力、支援红军北上作出了巨大贡献。长征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藏区汉藏民族的密切交往,深化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对四川藏区社会的政治、社会、血缘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的民国时期甘宁青农村社会问题分析

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构成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两大重要问题,这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表现尤为显著.研究表明,高利贷贯穿鸦片种植、征收、交换和吸食等全过程,双方存在着密切的历史联系:鸦片生产为高利贷剥削提供了机遇.高利贷成为农民因鸦片问题而遭受重重剥削的重要环节;鸦片因高利贷的助长而更加泛滥,高利贷借助于鸦片而尤为猖獗.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并和一些社会现象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带来了甘宁青农村灾荒频发'、军阀暴政、农村破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民国时期甘宁青社会落后的重要因素.     

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实际中获取真知灼见——评《四川藏区双语教育与教学研究》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藏族地区主要有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和成都平原之间,在历史上是藏族与内地多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交通要道,与汉族联系密切。所以,藏汉双语现象与其他藏区相比,出现的时间要早,程度也相对高一些,具有与其他藏区不同的特色。如何认识四川藏区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功     

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实效调查研究

精准扶贫是促进四川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路径.本文通过对四川藏区致贫因素、典型贫困案例和扶贫措施的调查研究,肯定了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宏观策略和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四川藏区精准扶贫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建议:即政府向社会购买扶贫服务;建立贫困户综合性识别标准;建立"特困户+整体受益"优先模式;谨慎规定贫困户的优先身份;正确处理社会救助和贫困户扶持之间的关系;解决精准扶贫地方性规范自身的合法性问题.     

西南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的发展环境约束与发展路径选择探析——以四川藏区为例

基于四川藏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多样性、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性与依附性、人口发展的乡村性与贫困性等特征,其发展路径必须以重要生态功能区与生态脆弱区为基础,以国家特殊贫困区为背景,选择制度许可且符合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径。结合四川藏区的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环境,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正确评估四川藏区生态产品价值,建立生态价值考评机制;二是加大藏区重点聚落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众的基本生存环境;三是增加向农牧民的财政转移专项支持,提高农牧民人均收入。     

柔然时期的新疆佛教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 ,阐明了柔然的族源、历史活动和其佛教信仰情况。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藏族地区刑事冲突解决中的特殊意义

从刑事法价值的时代内涵、刑事法的法律特性以及刑事法基本原则来看,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法的基本理念不矛盾。从我国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来看,其中蕴含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精神;在现阶段,我国藏族社会属于机械社会,而且藏族习惯法具有宗教性,这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因而,在我国藏族地区建立恢复性司法,不仅有利于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整合藏族习惯法提供了有效途径。     

Renationalisation of space in everyday life in Singapore

As globalis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familiar in our everyday lives, one readily visible phenomenon i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outside the borders of nation states. This influx of migrants inevitably makes societies more complicated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a ‘multi-racial’ or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no longer the monopoly of migrant socie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Australia. This spread of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achieved racial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als, and needless to say between host society and migrants) without hierarchies. In the face of a constant flow of migrants, both the host states and host societies need to control migrants, to ensure that migrants will co-exist with the host society as the host society wishes. Hierarchy and difference need to b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ost society to control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 their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ingapore society draws a border between itself and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this purpose, it examines both everyday discourses of Singaporean employers about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Singapore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to teach such workers to become ‘good Muslims'.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与环境保全并存的生业的可能性: 水满村的事例

生活在海南岛水满村的黎族的传统生业主要由水田农耕、火田农耕(陆稻、根茎类作物以及其他作物)、野生植物采集和野生动物狩猎构成.在村周围覆盖着大面积的草地,这种人工环境是定期焚烧的结果.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这样的生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焚烧被禁止,水田农耕也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人们也强化了水田可使用野生植物的利用.这样生业变化导致了村落周围二次植被的恢复,也改善了村民们日常饮食的营养摄入.从环境学或营养学上说,当今的水满村的农业生产也许是合理的生业.尽管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生业的可持续性,但是这种生业还是可能成为未来亚洲各国农业的模范.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 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也可以是"贱民".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俄罗斯этнос(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理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却忽视了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术语“族群”、“族群性”等同出一源的俄语术语。本文在对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этнос、этничность和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与相应的英语术语ethnos、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进行源流、释义对比分析后指出,双方学术观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理解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术语指“民族(或族群)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示民族(或族群)实体的术语不同,俄罗斯学者用этнос,西方学者用ethnic group;(2)俄语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特指民族的亚体或部分少数民族,而英语的ethnic group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     

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管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中原内地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