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统一——论儒学的二重性及其对徽文化的影响

儒学以商周传统宗教为思想渊源,以天道人道之思考为理论起点,故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哲学与宗教二重化的道路.这表现在,孔孟既继承了传统宗教中天地祖先崇拜观念,又对其进行了理性化改造,在承认天命的同时又将其纳入人类知性的范围,在敬畏鬼神的同时又拉开一定距离,借敬祖祭祖而弘扬孝道,既主张"复礼"又树"仁"之理念.原始儒学这种二重属性规定了后世儒学的发展方向,荀子与董仲舒由于偏离这一方向而受到正统儒家的批评,程朱理学则因融哲学理念与宗教意识为一体,在更高层次上恢复了原始儒学之精神,而得以成为正统儒学新形态并获官方意识形态之优位.此优位使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理学故乡徽州尤为突出,徽州各种文化形式都表现出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交融性.     

大器晚成话韦庄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是儒家著名学者荀子关于终身学习的至理名言。至于为学者的学业成就与人生目标,至圣先师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子夏语重心长地教诲:"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细查深究,前者的君子儒,是指向道德高尚的儒者,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后者的小人儒,是指向以儒生之学为职业的小人物。学习目标不同,儒学的价值取向也就不同。在君子儒看来,儒学是一种志存高远的理想追求;而在小人儒看来,儒学则不过是其安身立命、谋生立业的一种阶梯与凭借。     

孔子思想是春秋时期自由民思想的卓越代表

先要说明一点:本文是谈孔子思想,并不是谈儒家思想。孔子思想与后世所谓“儒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必须分清。 儒家思想(或曰儒学)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孔子时代已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到了后世,历代有些优秀的思想家弘扬了孔子思想的积极方面,构成了儒学的精华,在     

老孔会通论

老子五千言,开中国哲学之道脉;《论语》二十篇,实现中国儒学的第一次飞跃。世所公认,老、孔是为中哲史上的两大开山祖。然而后世儒者,往往讲求“道统”,规辟“异端”,致有韩愈、崔述、梁启超、钱穆、冯友兰辈,否认“仲尼学乎老聃”之史实,而“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于是干百年来,儒者为儒、道者为道,门户各异,攻讦不已。本文掇拾读书所见,爰为论列,以证老孔同源,二学互补云尔。     

陈献章从祀文庙考——明代文庙从祀标准上的犹豫与抉择

文庙从祀历来为官方承认的儒学正统所在,明中期关于儒者从祀在条件、标准和人物选择上都出现了一系列转变的倾向。陈献章以一代儒宗崛起于岭南,影响深远,成为时人讨论的热门对象。但他的从祀之路却并不平坦,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坚持儒释之辩的反对者看来,白沙学问宗旨摆脱不了近禅的嫌疑;而尊朱学者对于白沙则因其与阳明心学的亲缘关系而有所顾忌,白沙身后两次从祀之请因之被格。明中叶心学大盛之后,诸君子必欲为文成争地位,不得不以文庙为战场,然施行有渐,反以白沙为先导,白沙从祀文庙之议始终盛而不衰。白沙从祀之所以历时长久,不但因从祀所关甚大,更在于涉及理学正统、儒释之辩、白沙个人生平以及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等。经过历代士人长期持守,白沙之学最终得以从祀文庙。     

荀子的伦理思想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大致可分为儒经、儒行、儒治和儒学4部分。儒学既是前三者的综合,又是对儒经、儒行、儒治在理论上的总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它是以其道德伦理的形式再现的,政治、哲学伦理化是儒学的一大特点。本文试以儒学伦理思想为原点,以探究荀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在重新估定孔子、荀子人性论的基础上,认为在继孔子后儒学鼎立门人荀子、孟子二人中,荀子当为孔子儒学伦理思想的笃实继承人;同时对荀子群、争、分而礼的道德本质、道德起源论予以新说;最后比较孔子原初的一些伦理思想,指出荀     

试论东晋初期复兴儒学的尝试

东晋初期,东晋政府掀起了一次儒学复兴。他们通过立太学、置博士;礼敬儒者、征召隐逸;以经取士、任用儒臣等措施,力图重振儒学。虽然由于传统风气、政治局势、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种努力,在延续儒学在官方的正统地位、强化皇权观念,后来儒学的发展等方面起了较大作用     

佛教与儒学的三大差异——朱熹的分辨与判断

选择"道体的特性"、"伦理的关怀"和"工夫的路径"三个方面,对朱熹辨别儒佛差异的情形加以梳理与分析。在"道体的特性"方面,儒学是"一",佛教是"二";在"伦理的关怀"方面,儒学是以伦理乃天地所赐于人而为自然,佛教则以绝灭为事而视伦理为赘疣;在"工夫的路径"方面,儒学是无心以动静顺时,佛教是刻意以栖心淡泊。因此,佛教与儒学不仅存在末用之异,也存在本体之别。朱熹对佛教与儒学差异的辨析,是对北宋以来儒者辨佛教、儒学之异的总结,对当今儒者辨别儒者差异也有启示意义,自然,朱熹在辨析佛教、儒学之异实践中所表现的对佛教的误读也是需要加以关注的。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论佛教对北朝儒学的影响

本文为笔者研究南北朝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关于北朝儒学,学界自来多以朴纯、守旧、专为训诂章句视之,笔者认为：北朝儒学实受当时盛极之佛教较大影响,其面貌与汉儒之学实已不同．北儒中层次高者,讲论儒典,追求“领新悟异,发自心胸”,或不拘章句,重在对儒典的发凡举例,明显吸收佛家义理,旨趣与东晋南朝清谈人士有相通之处．其余北儒多有借鉴佛家讲唱释典佛法之形式者,与前者相比虽略显皮相,但正由于其法浅易,故能骇然动俗而蔚然成风．本文部分内容,实受牟润孙先生《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一文启发．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论柳宗元对儒学发展新方向的探索

对于柳宗元在儒家革新运动中的作用 ,研究者往往重韩轻柳。其实柳宗元对于儒学变革的探索 ,如提倡把握“孔氏大趣”以取代传统的解经方法 ,拨开两汉以来笼罩在儒学上的神学迷雾 ,重申原始儒家的人本精神 ,提倡重视“生人之意”的“大中之道” ,提倡援佛济儒、取其韫玉的新儒释观 ,在儒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重建文化共同体的学术自觉——陆德明《经典释文》与隋唐文化共同体建设

陆德明《经典释文》针对魏晋以来经学之讹误、义疏之歧出,以科学的方法,辩证经学之源流,明其传授之次第,諟正音读、文字、义训。陆德明以个人之力而推行了一项国家语言文字规划和思想统一行动,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自觉要求,也是实现天下一统的儒学治世的现实需求;是文化行为,也是思想统一行动,而且援道入儒,以开放的学术理性,开启了一个思想文化统一的新时代,成为唐代重建文化共同体的蓝本,直接启迪了《五经正义》官方意识形态的确立。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论儒学在西汉时期传播的文化历程

西汉时期,是儒学由思想领域走向政治领域的古典发展时期。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几乎包括了有关儒学发展的全部内容:既涉及了儒法道三者之间的斗争与交融,又涉及了儒学理论与实践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大凡儒学在后世所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在西汉时期寻见其端倪。本文以西汉时期为视野,试图从微观的角度具体展现儒学传播的文化历程,以期加深对儒学的认识。     

话语批评视野下井上哲次郎“日本儒学史”的建构与虚构

审视井上哲次郎“儒学三部曲”的撰写目的、建构目标与落实之处,可以把握其树立“日本儒学”的问题之所在。第一,井上“日本儒学”的撰写是以所谓的“时代使命”为出发点来进行书写,故而尤为注重时代精神的自我展现,而缺失了哲学式的逻辑起点。第二,井上“日本儒学”建构在面对西方哲学之际,遭遇到无数的“困境”,他却将这一问题转化为以“日本国民”为对象的国民道德论,凸显出明治日本的政治需要。第三,井上树立的“日本儒学”架构最后落实到日本独特的“武士道”,体现为所谓“日本精神”。就此而言,若是站在话语批评视角来探究井上“日本儒学”的撰写、建构与落实,可以说其实质不是为了彰显“儒学”本身,而是以此为媒介来实现“日本精神”的创造,从而体现日本“天皇制国体”的存在。     

曾巩的佛教观浅论

在北宋学术界,曾巩无疑是反佛排佛的代表人物,其精神堪比唐代的韩愈。和韩愈一样,曾巩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但韩愈以儒反佛重在讲华夷之辨,视佛教为外来的、有损中华文化的思想而反对之;曾巩则把佛教和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在中华文化的语境内品评儒佛两家的优劣高下,讲求其学理上的内外之分。曾巩反佛方式的变化既能显示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思想学术的转型,也表明了佛教发展的最终本土化。曾巩对佛教价值的评判还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反映了佛教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