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我国学术崛起的三大流弊

学术，作为一个撑起国家脊梁的精神产业，是不允许无聊、非科学的东西染指的。但目前风行起来的三大流弊却在学术界登堂入室，并成为制约学术力提升的主要阻力。“学术行政化”是中国的特产，不仅在“殖民化”学术界，也是滋生“学术腐败”的首因。“学术腐败”——“学术白粉”，不仅在侵害学术机体，也在腐蚀学术界的学术精神、学术道德、学术品质。“学术快餐化”——现代社会共生物，正在使学术泡沫化、注水化、无聊化、超女化。三大流弊不除，中国的“学术崛起”就是一句空话。     

大学的“超然性”与“介入性”：论中西方学术价值的文化差异

实现“超然性”与“介入性”的整合认同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一方面,现代大学作为蕴含丰富人文精神的学术机构,必须适当超越功利,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从事高深知识的传播与创造;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必须怀有严肃的社会使命感,以恰当的方式参与社会事物,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中西方大学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观西方大学拥有“超然性”的学术传统,崇尚“为学术而学术”;中国大学拥有“介入性”的学术传统,追求“为人生而学术”。因此,西方大学的现代化其实是在保持大学“超然性”的同时,增强大学的“介入性”,使大学不断超越“象牙塔”,不断贴近社会生活;中国大学的现代化则应该在扬弃“介入性”的同时,增加一点“超然性”,使大学服务于社会,但不沦为社会其他部门的附庸。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执及其语境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及其思想与实践

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堪称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他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的思想,同时强调国内向度的学术规范化和国际向度自主于“西方文化霸权”,并遵循这一思想推进自己关于“中国社会秩序之正当性和可欲性”的学术研究,及作为学术组织者对学术刊物、学术平台、学术机构、学术丛书和学术活动的组织和策划.现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现的基于“科学化”的学术国际化趋向及“智库化”趋向,彰显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回应这些问题既要超越邓正来的相关思想,亦是对其历史贡献的学术承认.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是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型文摘刊物,集全国三百余种文科学报之精华,学科齐全,内容丰富,辟有“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文字学”、“首次文摘”、“学术综述”、“学术纵横”、“争鸣篇”、“文史考辨”、“学术卡片”、“学术动态”、“国外学术信息”等栏目,摘录具有新观点、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文章,同时反映各学科学术讨论的动态。从一九八七年起,还将特别重视摘登探讨现实问题的理论文章,为读者提供有实用价值的学术信息。     

学术工作也有“听说读写”

做学术工作,也如学外语,学外语有“听说读写”四会之说,学术工作也有“听说读写”的区别。“听”是听课,听演讲,包括开会听发言在内;“说”指讲课、演讲,也包括开会发言在内;“读”当指“读书”;“写”则指写书、写文章、等等,其意甚明。“听说读写”的次序大概是按学外语的难易程度排列的;要按学术工作的重点或重要性来排,我感到,当是“读写说听”好一些。我认为,就学术工作的“厚积薄发”精神来看,“读”当是第一位的。“读”,包括“读”“社会”和“大自然”的“书”,对于学术工作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学术工作也有“听说读写”@禾子…     

关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思考

在弄清和确定“学术”、“学术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之上,探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的合法依据、体系分类以及建构方法。要建构一门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应该很好处理“目的”与“手段”(学术观念)、“疑古”与“释古”(学术操作)以及“诗的研究”与“史的研究”(学术批评态度)的关系。     

论李亦园人类学研究的二重倾向

本文回顾了人类学学术简史 ,论述了李亦园学术实践中“科学”与“人文”的二重倾向 ,认为“科学”与“人文”在人类学领域不是二元的对立关系 ,两者的关系应是辩证统一的 ,在学术实践中可以并行不悖。     

关于《袁良骏学术论争集》

《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不是“骂人文选”,鲁迅那样尖锐指斥“婊子”或“叭儿”的妙文都不构成“骂人文选”,我们这些学术论争文章,“距离”骂人文选”,何啻十万八千里之遥。《袁良骏学术论争集》涉及的问题甚多,冒犯的权威甚众,但率性而谈,不计利害,体现了论者对学术争鸣的见解和追求。“五四”文学革命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是编辑、出版《袁良骏学术论争集》的强大动力。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路径选择

研究型大学是典型的学术性社会组织。追求“学术卓越”是研究型大学的本质特征 ,也是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成功所在。中国建设研究型大学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 ,尊重大学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学术立校 ,发展学术与服务社会协调统一。在具体办学实践中 ,应立足“做强”学术而不是“做大”规模 ,以“卓越”的学术产品服务社会。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释义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非大夫犯罪不受刑罚惩罚，庶人则是“唯刑是惩，不予礼遇”。这句话的实义是指“五刑”中，无专门针对大夫的刑条，大夫犯罪由“八辟”议其轻重并予以处罚；礼不下庶人则是庶人因忙于生计和没有条件置办行礼用的祭品，故而对庶人不作某些礼的要求，如酬酢之礼即是也!     

《侵权责任法》第16条之我见——对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的解读

《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了精神抚慰金,第16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而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的抚养费请求权。由于"两金"在性质上属于精神抚慰金,所以,"两金"与精神抚慰金不得主张;尽管"两金"与被扶养人的抚养费性质不同,理论上似乎可以并用,但由于"两金"在赔偿标准上采取了"遗失利益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使对受害人及其家庭的救济达到了如同没有发生侵权损害一样,所以,被扶养人的抚养费亦不可以与"两金"并用。     

社会信任与群众文化互动的伦理辨析

群众文化常常因其为“下里巴人”的艺术而受不到关注,虽然在一些主流话语中群众文化也可能得到重视,但那种重视并非从群众文化内部生长出来的,更非从构建社会整体文化认同和社会信任的高度立意的。群众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公民接受社会化和信任他人的“精神储备”。只有从维护和推广社会信任的层面入手,才能真正深刻领会扶持群众文化和辨明群众文化现代意义的重要性。     

国际损害责任归责原则新论

归责原则问题是国际损害责任的核心内容,从国际损害责任归责原则的历史发展和发展趋向等多种角度观察,严格责任并非且不应为国际损害责任唯一的归责原则,未来的归责原则体系应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单一的归责模式是不可取的,建立一种具有弹性的归责体系不仅有助于跨越预防与国际损害责任联系问题之障碍,而且为国际损害责任制度未来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与可能性。     

论秦汉法律的适用时效

根据出土文献、传世典籍中有关律令记载和司法实践 ,秦汉法律适用时效的具体表现有适用法律不溯及既往、适用法律不追究赦前犯罪、罪犯死亡后不追诉。这些适用时效的法律规定 ,既符合经济原则 ,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审理现行案件 ;又能防止少数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有效打击犯罪 ,在法制建设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不能以发展替代改革

凯恩斯主义是社会经济衰退时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凯恩斯主义不等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等于政府直接生产性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产权,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现阶段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存在,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改革不到位、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从而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必然.在共同富裕问题上,不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乌托邦,只能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哲学的民族特征

近 10年 ,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并未在实践上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原因在于这种全新的发展观尚未在中国找到“思想支撑点” ,尚未与我国文化、哲学的民族特征结合起来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 ,因而还未能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心理认同     

对《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的解读

内地与澳门达成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是我国首次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达成的关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协议。《安排》关于法院判决认可与执行的范围、程序和条件等事项的规定,为内地与澳门相互认可与执行法院判决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在具体规定上,《安排》仍存在不足,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对未来区际司法协助的发展更加充满期待。     

清初河务机构中管河都水分司探析

黄运两河治理上关国计,下系民生,治理险要河段关系更为重大。清初河务系统的设置尚未完善,各管河机构职掌重叠繁杂相互掣肘,难以对之兼摄,于是政府设管河都水分司对之进行治理,此机构《大清会典》略有提及并不详尽。目前史学界对管河都水分司的考察并不多见。通过治河书、清实录及档案等资料,对管河都水分司的设置沿革及职掌的变化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清初治河政策的变化。     

试论民族地区建立“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分担机制”的必要性

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分担是一种将因环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转移到社会,由侵权行为人以外的主体完全或部分分担损失金额的侵权赔偿责任机制。社会连带理论为其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从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均能证明民族地区建立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分担机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