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宫变”与嘉靖朝政的转变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发生的宫婢之变,险些将嘉靖皇帝扼死。它是嘉靖皇帝专横暴躁,横施淫威所造成的,对嘉靖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开启了嘉靖皇帝怠政的时期;第二,狂热地崇信道教,专一奉道事玄;第三,直接导致严嵩专权乱政的出现。“壬寅宫变”是嘉靖朝政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从张经之死看嘉靖政局

张经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位抗倭将领。他临危受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任职仅一年多,便取得王江泾大捷。然而就在捷报频传之时,他却蒙冤被杀。严嵩专权结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皇帝的个性以及嘉靖中后期特殊的政治格局才是导致张经悲剧的根本原因。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海瑞年谱(续一)

公元1551年辛亥“明嘉靖三十年海瑞39岁,在琼山.为再次参加会试作准备.本年,锦衣卫小吏沈炼上《早正好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疏,列举严嵩父子“纳将帅之贿,以启迪陲之衅”等“十大罪”,“请均罢斥,以谢天下”.明世宗大怒,以“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罪名,令对沈炼“搒之数十,滴佃保安”(《明史》卷二百九).     

语法修辞零扎(四)

《封神演义》写作的时间正是明代嘉靖皇帝期间。此人不理朝政,迷信全真道教,炼丹服药,企图长生不老,重用严嵩父子专政二十多年,与纣王颇有类似之处。(《人民日报》1988年1月20日)     

略论嘉靖倭患——与“反海禁”论者商榷

倭寇侵扰始终是明代的一个严重问题。明世宗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一直被我国史学界公认为倭寇猖獗、为患酷烈的时期。近年来,有些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嘉靖时期的“倭寇”,其基本成员乃至首领都是中国人,真倭即日本人极少,又不占主导地位。他们提出:嘉靖“倭患”的根本原因,是明朝封建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压制新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由此推论出:嘉靖“倭患”是由海商领导的反海禁斗争。这一斗争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笔者不能赞同,现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史学工作者。     

试论冯保在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作用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深州人,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较有影响的宦官。他从“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起,到万历十五年被“谪为奉御,安置南京”止,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普通太监平步青云:从嘉靖时期即为秉笔太监之一到“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直至万历时升任到太监中的最高的最职务一秉笔太监兼司礼监掌印。明人沈德符、刘若愚曾有过记述:“司礼监为十二监中第一     

福建市舶司废于嘉靖六年吗?

陈支平同志《嘉靖年间闽、浙市舶司废置时间考》(载《厦门大学学报》八一年增刊),依据《明世宗实录》资料,指出了《明史》有关记载浙、闽市舶司停罢于嘉靖元年或嘉靖二年的错误。该文依据谈迁《国榷》卷五三“(嘉靖六年十月)壬子,裁浙江市舶司”之记载,做出了闽、浙二市舶司皆停罢于嘉靖六年的结论。嘉靖时期,福建市舶司是否因浙江市舶司出现倭患问题而罢废,颇有怀疑之处。按照规定,福建市舶司主管琉球朝贡     

《金瓶梅》的主题和思想价值

《金瓶梅》是封建社会政治腐败、黑暗这一特定历史情况下社会风情的画卷。它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所展示的思想内容也是丰富的。《万历野获编》认为《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近人更详加考索,指出《金瓶梅》中提到的历史事实如“太仆寺马价银”、“书帕”、皇庄等和明代嘉靖朝的诸多史实是相同的,肯定《金瓶梅》所揭示的是明末嘉靖朝严嵩父子当政时的社会政治风情。也有人认为是指万历中期的政治的(吴晗)。虽然有分歧,但都肯定《金瓶梅》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现象是有现实根据的。     

简论明代庚戌之变

明朝嘉靖时期,蒙汉两族统治者的关系颇为紧张,战争频繁,蒙古铁骑“扰我疆场,迄无宁岁.”明朝军队也不时深入漠北,“捣巢”、“赶马”、烧荒”,骚扰蒙古后方.嘉靖遥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又一次率军南下,兵临北京城下,明廷处于危急状态.这一年是庚戌年,故史称这一事件为“庚戌之变”.关于这一事变,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不少同志仅仅把它作为明朝腐败政治的一个苦果来认识;也     

嘉靖时期的山东吏治与巡抚洪芳洲的吏治举措

嘉靖时期的山东吏治与巡抚洪芳洲的吏治举措余同元吏治败坏导致民不聊生是每个封建王朝的痼疾。嘉靖朝的政治腐败是从皇帝开始的。明世宗名义上号称“中兴”之主，实则是一个偏执自信、亲佞远贤的昏君。忠臣杨爵上疏劝他不要相信方术、不要重用小人，并让他开言路、收人心...     

严嵩、徐阶比较研究

在传统史书中，历史人物往往被分成“忠、奸”两类。其实历史人物是复杂的，这种“二分法”很难全面、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明朝“奸相”严嵩与“贤相”徐阶的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各地严嵩书法趣闻轶事

严嵩的书法不仅在他生前闻名遐迩,即便在他身败名裂撒手人寰后,也流传甚广。数点严嵩书法遗仔,书法家孙熙春表示,被确认为严嵩所：捂的题额而无大异议的有：北京朝阳门外大街建于明代的绿琉璃牌坊上的“永延帝祚”,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巩华城北门之“展思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北京老字号“六必培”,此外还有“天下第一关”等几处。     

跨越村落时空的信仰联接——以清代山东泰山香社为个案

一、民间香社与乡村社会性质著名学者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调查妙峰山香会时，认为“香会”即是从前的“社会”，与社祭有密切的关系，后来由于佛教的传播，固定的“社会”逐渐演化为流动的“社会”。香社活动大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与佛教祭祀有很大关系。后来香社活动逐渐普及到民间社会中去，到明清时期，成为民间祭祀活动中的组织主体。现存最早记载泰山香社的资料，出现在唐末五代时期，就山东地方文献资料而言，泰山香社却是在明中期以后成为民间香客朝拜泰山的组织主体，明嘉靖万历时期，德州、临邑都已经出现了祭祀碧霞元君的香社，章丘善人张自成连结同志，     

论严嵩《南还稿》的艺术成就

严嵩为明嘉靖朝要臣,然囿于"奸臣"之名,学林对其诗名诸多贬斥。《南还稿》为其晚年最后一部诗集,然学界目前对此关涉不足。通观《南还稿》诸诗,较之严嵩此前诗作,诗风转为自然朴实,诗作多抒真情实感。除此,于《南还稿》诗中,可观得其作品中景情交融之纯熟、修辞手法之停当、意境烘托之洗练的作诗技巧,于诗歌创作而言,诸般技巧实则已至圆融。《南还稿》不仅显示严嵩晚年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亦可反映其晚年心态,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

明清时期,景德镇已发展为一座瓷业城市。嘉靖时,人口“主客无虑十万余”,①雍乾间,“户口常数十万计”②。这座城市的用粮能否就近依赖浮梁农村供应?此与城乡经济密切相关。因而有必要探讨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     

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

关于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论者有二说。朱安(氵侃)《李空同先生年表》:“(嘉靖)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三岁,……以所作古今诗刊而传之,命为“弘德集”,公自为序,述曹县王叔武之论甚详”,谓嘉靖三年。陈建华先生根据《弘德集》所收《嘉靖元年歌二首》并以其他两组诗的排列顺序作旁证,推定为嘉靖元年。     

试论嘉靖倭患的起因及性质

所谓“嘉靖倭患”,亦称“壬子之患”,指的是嘉靖壬子年(三十一年,1552年),海寇商人头目王直等勾引倭寇,大举入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场倭患持续至嘉靖45年(1566年),前后达15年之久,凡浙、直、山东,以至福建、广东,沿海万里均受蹂躏,甚而“入腹里淮、扬、徽、太、杭、嘉、金、衢之间,至窥南京,裂国家幅员之半”,其破坏程度之惨重,堪称“宇宙以来所无之变矣”。有关嘉靖倭患的起因及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嘉靖《保宁府志》俗字考释七则

嘉靖《保宁府志》是明代编纂的记载四川阆中的方志,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俗字。对嘉靖《保宁府志》中俗字“ ” “ ” “ ”“ ” “ ” “ ”和“ ”进行考释,以冀对嘉靖《保宁府志》的研究和《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辞书的修订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