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民族化札记

一、实现文学民族化的根本途径 民族化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命题。但是,对这一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层面获得实质性的解决,是在毛泽东于1938年、1940年,尤其是到了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有关的文章和谈话发表之后。毛泽东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明确地将文艺的民族化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广大的人民大众挂上了钩,从而使民族化的途径和标准鲜明了起来。     

新时期文学开放的民族化实践

文学的民族化,是处在“当代”的文学艺术在处理与本民族的文化文学传统、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经验关系上的一个护持自我、化他为我的丰富和发展过程。自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的发展把世界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置于交往、撞击和互相渗透的大环境当中,文学艺术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也就有了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这一观念所要告诉人们的,是作家在从事文学的创造活动时,应该自觉接受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影响,又应该以文学的民族性为前提,以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内涵世界文学的共同性和先进经验。鲁迅所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     

略论别林斯基的文学民族化思想

十八世纪德国的莱辛、法国的狄德罗和十九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是资本主义在上述几个国家方兴时期欧洲的三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他们三个,虽然各自的国     

民族化——文学成熟的标志

<正> 中外文学史的经验证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固然离不开对别国、别的民族的优秀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但起决定作用的却从来是对本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吸收和采用。一个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民族,一个只会照抄照搬别国、别的民族的文学经验的民族,是不会有独立的文学的,更不会有本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文学的独立和成熟是以文学的民族化为条件的,没有文学的民族化,也就没有文学的独立和成熟。古的和外国的姑且不论,单是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近几年的文学创作实践,就为我们探讨文艺民族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五四”     

民族化与壮族文学的发展

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我国从30年代起,探讨、论争此起彼伏,一直不断。近年来,又成了热门的话题。这正是民族化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所使然。本文把民族化问题与壮族文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谈,算是借题发挥吧! 一“民族化”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是由于出现了两篇篇幅虽不长但立论针锋相对的文章:一篇是(《民族化:一个防御性的口号》(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作者陈越),另一篇是     

油画民族化是历史的必然

油画民族化问题,是艺术民族化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提法的最早记载,见于董希文在《美术》1957年1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从中国绘画的毒现方法谈到油画的中国风格》。“油画民族化”的提出,一开始是画家们从实践的角库提的。人们只着眼了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的探索,比如在油画习作和创作中,注意采用中国绘画的形式,不重可变的光,而重不变的形,以线为核心,表现固有色等等,后来又进入到了一个多方面的理论探讨阶段,人们开始研讨民族化的可能性和关于具体方法的设想。 建国后至“文革’前关于“油画民族化”问题的讨论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坚持油画民族化的创作方向是大家的一致倾向。2、反对油画简单的中国画化。3、就如何理解和实     

应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

文学史的研究,应当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不应当只是作家作品的评论汇编。文学史的教学,也一样,应当引导教学对象钻研文学发展规律,不应当只是背诵录鬼簿和讲授历代诗文选。认识和掌握了文学发展规律,才能用以回答当前的现实的问题,才谈得到以利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发展,才谈得到有助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这也就是“借鉴”,也就是“古为今用”吧。     

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

本文认为 ,现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 ,在四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断历史进程 ,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 ,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 ,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两化”互动规律在不同政治格局的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的运行中有明显差异 ,但在创建以农民为本位的人民大众文学上却表现出趋同性 ,这在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七月诗派等的文学里都有所体现     

美应该是完整的

美的形象应该是完整的,在实际生活中,这并不难理解,除非神经出毛病,谁也不会把残缺不全当作美。在文学艺术中,这问题却有点复杂。比如说维纳斯像,几乎成了美的同义语,但她却是断臂的。有人据此提出所谓“缺陷美”,似乎维纳斯像是因为有了缺陷才美。无论对此作出怎样的解释,这提法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据说曾有许多专家想给维纳斯雕像做断臂再植的“手术”,均未成功,不管怎样摆弄,接上的     

关于延安文学民族化、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

延安文学在沟通新文学与大众尤其是农民的关系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延安作家在有意识构筑民族化文学时,存在着明显的偏颇,这同时也影响了延安文学正常的现代化进程、本文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对延安文学相关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进行了评估和反思。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大众化的一个基本条件

王桂泉、徐海峰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大众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民族化才能大众化,民族化这个任务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为该民族的人所接受,就不能成为他们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它是科学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统一。     

应该给予传记文学独立的文学文体地位

本文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重要文体不受重视甚至被忽视的现象;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独立文体地位没有得到承认;进而从中国传记文学的悠久历史、巨大成就、重大作用和影响等方面,论述了传记文学应该作为独立文体列入文学史中,在全国各项评奖中应增设传记文学奖项;并热切呼吁宣传、文化、文学主管部门、文学史家给传记文学以更多的重视,给传记文学以应有的地位,以促进传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文章为什么应该是美的

“文章的元素是美,文章的作用应该可以满足一部分美的要求。”这是本世纪初的学者施畸在他的《中国文词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类似的看法也散见于近年来许多论者文中。但也有人对此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今笔者试图就如上问题做一探讨。 首先,我们从“文章”的本义出发,看文章为什么应该是美的。 “文”,原同“纹”,是“纹理”、“花纹”之意。“章”的本义是“文采”。在《考工记》中曾讲到:“画绘之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这样,“文”“章”二字相合并用,可指错综华美的花纹。这是有据可查的,比如在先秦文献     

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自从历史学被划入科学的范畴之后,这个问题就尖锐起来,因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允许虚构和幻想;而历史作为一门科学,“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来不得半点虚伪。所以,他们在研究历史时总是尽量强调它与文学创作的不同,回避与文学的关系,因而历史与文学这一对本来是孪生的兄弟,现在的关系却变得愈来愈疏远了。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注意。     

文学描写不应该将历史道德化

胡乔木同志的重要文章,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然而近年来有些同志却又在重复曾被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过的“爱的呓语”(《反     

海峡两岸的统一应该是时候了

《法律咨询》1990年第1期发表杨玉清的文章,指出:90年代来临了,关于两岸的统一,应该是时候了。统一的办法是“一国两制”,第一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第二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第三,经济方面要互相竞争、互相补充;第四,政治方面要精诚团结,振兴中华。     

戈德曼:缝合应该和是

吕西安·戈德曼,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可能都是一位被严重忽略的现代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以鲍埃豪尔的见识,西方学界视域中的戈德曼至少在两个方向上产生了误认:一是我们只是记得一句“隐蔽的上帝”,这是在一种狭窄的文学理论和小说社会学的视域中被孔见的;二是对戈德曼的学术评价,常常出现了一种不公正的宣判,即他仅仅是一位卢卡奇主义的殉教徒。[2]在我们的研究中,戈德曼只是偶尔在现代西方文论中被提及,对他的思想所框定的非历史评价常常会令人一头雾水。我认为,戈德曼的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环节,…     

论民族化

一九六四年,在一股左倾思潮的冲击下,民族化这个理论被批判为“反对干部共产主义化和革命化”的“修正主义”理论。“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对它大张挞伐。从此,民族化成了民族理论中的一个禁区。 民族化果真是个“修正主义”理论吗? 在我国,最早提出民族化理论的,是一九五三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简称《总结》),这个《总结》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批准。后来在其它一些文件中和实际工作中,民族化都得到了肯定和贯彻。     

关于文学的民族性和历史剧的民族化问题——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

郭沫若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见解,体现在他的史剧理论上,就是对于历史剧的民族化的论述;而他对于历史剧的民族化的论述,又丰富了他的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见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不打算涉及这些理论见解的形成过程,只着重就它的主要观点及其内在含义,结合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实践作一些探讨。     

推陈出新是文学教学的革命化

我觉得文学教学也面臨着一个革命化的形势;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已进入新的时期,一切上层建筑必须适应这一变化的要求。作为文学教学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