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公布的家庭创业情况和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内在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这种促进效应通过降低创业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来实现。分地区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降低乡村地区家庭创业成本和放松贷款约束。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城镇地区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加快完善边缘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异以实现“大众创业”。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涉农企业的实证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路径。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涉农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效果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机制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大,对加工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养殖种植业企业更大。传统金融发展越好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总体而言,在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逐利性"大于其"普惠性"。文章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解决涉农企业融资难题、助推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第一,要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涉农企业提供数量众多、业态丰富的新型金融服务;第二,涉农企业要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减小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拓宽自身融资渠道;第三,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经营养殖种植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和资源倾斜,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县长个人的问卷调查,测度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并分析其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及影响渠道。结果表明,县长高水平的数字金融知识,可以积极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拓展覆盖广度、增加使用深度。这是通过提高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和降低数字金融认知偏误发挥作用的,即数字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县长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信任和市场信任度更高,且对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更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发达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在官员选任或提升其治理能力时,需重视对其金融知识的考查和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传统金融机构

以村镇银行为例,从盈利能力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全国范围内94家村镇银行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村镇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且数字普惠金融对村镇银行盈利能力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的临界值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村镇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易发生;进一步探讨了治理能力所起作用,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拥有较高治理能力的村镇银行能更快推动其盈利能力提升。因此,应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优化村镇银行外部经营环境,村镇银行需提高治理能力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     

盐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实需要,也是助力农村脱贫增收的关键措施。在系统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盐城市2014—2019年区县级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盐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直接减贫效应,且这一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区县经济增长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途径间接减缓农村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盐城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农村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贫困县的减贫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及空间特征

该文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2011—2018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中国30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并运用全局Moran’s I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集聚特点。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区域差异逐渐变小,全国空间分布特征逐步转向均衡;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北京和山东等东部发达省份位于高—高集聚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以及新疆等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位于低—低集聚板块。该文建议将东部资金、技术等引入西部贫困地区,在保持东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稳步推进西部金融发展,并针对东西部发展情形采取差异化的经济扶持政策。     

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

本文通过测度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指数,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能显著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这一结果在替换变量和改变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能成立,并且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农村创业活跃度是数字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机制。其次,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在财政支持、城镇化水平和地区分布的不同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最后,采用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以上,本文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和2011～2018年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从区域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创业类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存型创业;此外,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创业户数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步减弱。基于以上发现,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升创业效率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民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后的估计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发展也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2)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3)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各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力度最强,在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获益较多,体现出数字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包容性特征;(4)总体上,农村人力资本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是人力资本对数字金融各维度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具有结构性差异。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进入深度发展阶段,应完善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加速改造农村人力资本,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以支付宝、财付通、宜农贷、微粒贷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迅速崛起,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急不可待,而数字普惠金融为商业银行在拓展市场、转型发展中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探索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路径具有很突出的现实意义。利用SWOT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以看到,政府加大对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扶持监管力度,同时,商业银行也积极提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能力,这对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目的/意义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巨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数字普惠金融是破除传统金融排斥,促进收入较低人群享受金融服务的重要渠道之一,是未来实现金融扶贫和农村居民共享数字红利的重要途径,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设计/方法将机制分析与机制验证相结合,从乡村创业角度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结论/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乡村融资约束,以推动乡村创业的方式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体现出数字红利的特征。为巩固我国扶贫攻坚成果,基于金融视角需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居民数字化素质培养和教育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从金融支持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进了农村信用平台建设,优化了农村金融供给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从乡村治理模式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环境,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升级网格化治理模式。当前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金融素养不高、金融支持体制不健全、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因素限制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强化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系,建立"基层+数字"治理机制等对策建议。     

贫困治理的包容性金融路径

世界日益追求包容性发展,中国则再次打响了脱贫攻坚战。为了增强脱贫效果,必须进一步完善贫困治理路径。贫困成因多源性、类型差异性决定了政策诉求的多样性。金融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媒介,为更好地响应多元化政策诉求,需要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发展包容性金融,不仅有助于贫困分类治理,还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部门的协同治理功用。这样,既有利于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多元化帮扶方式激发受助者的积极性、责任感,又能规避无偿给付型扶贫助困方式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等问题。针对现存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创新,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切实推进放管服综合改革,加快包容性金融发展,进而为贫困分类协同治理创造更有利条件。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普惠金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之路.因此尝试从实证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这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作用,且对于长三角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最后,基于相关研究分析,针对发展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批发金融机制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研究——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

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正处于转型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确定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向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实特征,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出发,探讨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导及缺乏外部资金来源的小型微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参与主体的农村批发金融机制。在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批发金融机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农村批发金融机制的理论框架、参与主体和制度要素,从而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为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提供可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