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治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模式选择

从“村庄本位”角度提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关键在于自主治理。美国“村庄”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就是“老年群体本位”自主治理,其通过“在地化养老”目标统领、自主组织引领、适应性规则供给、以老年人为基础的资源供给、全过程监督等保证互助养老福利的合作生产与有效供给。深化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自主治理,需要树立人本主义与合作生产理念,建构以自治基础的合作治理体制,培育自主组织引领的参与式治理方式,完善资源保障、制度供给与多元互助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内外协同、上下互动的“发展术”,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农村养老服务产品的合作供给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日益严重,养老服务产品供不应求。为了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产品的短缺问题,寻求政府与市场、非营利组织等力量的合作供给模式,在对养老服务产品分类的基础上,应该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产品的合作供给网络,合作供给中要确立合作的理念,保证供给能力,明确责任归属,防范供给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给出对策。     

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困境与制度化路径

基于"自助-互助"原则建立的农村互助养老是一个短期利他但长期利己的互助合约。田野调查发现,在村庄缺乏普遍互惠规范的情况下,因社会信任水平低下和动员方式不当而不能激发出足够强烈的合作动机,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难以建立并持续。因此,应构建具有"小公共性"的现代村庄共同体,为建立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长效机制提供环境支持;应针对农村老年人弱势性特征以及短视性决策行为,构建改进版的基于互联网技术治理的"时间银行"互助模式,为合作生产的发展提供持续性与制度化的内在激励;应将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合作生产升级为组织层面的全流程集体合作生产,并通过内嵌于生产过程中的需求偏好显示机制和自我增权效应,实现农村养老服务永续供给的闭路循环。     

社区治理视角下互助养老模式中社会资本的培育——基于美国“村庄运动”的经验

作为弥补养老服务领域内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的一种途径,以社区为地缘平台的互助养老服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另一种选择。互助养老属于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培育程度决定了这种模式发展的可持续性。具体来说,互助养老的社会资本涵盖三个层面:微观层面的个人社会资源,中观层面的社区组织网络资源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系统资源。风靡美国的"村庄"互助养老模式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在有效的社区治理框架下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中国与美国虽存在国情上的差异,但也需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培育互助养老所需的社会资本,整合社区内外养老服务资源,让社区不仅仅是互助养老的地缘平台,更多地成为支持模式运行的资源平台与服务中心。     

结构化社会互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意义认知单一、支配机制不健全与身份合法化难等问题,以吉登斯结构化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明确自治主体与社会组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调控作用,探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合法化结构,发挥吉登斯结构因素与行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体人员自治、政府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嵌入等动态过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供给研究：原因、逻辑及策略

准市场理论是西方国家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重要理论指导。以准市场理论为指导,探究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供给机制建构问题,指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益性供给、现实性困境是准市场供给的原因所在。当准市场机制嵌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后,以提升供给效率为目标导向,更新服务理念为切入点、完善主体结构为基点、优化资源配置为着力点、创新供给方式为抓手搭建准市场运行的逻辑框架,作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准市场政策设计、培育准市场环境、优化准市场资本结构、理顺准市场主体关系、建立城乡融合互助养老机制等策略,以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运作提供参考。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从“碎片化运行”到“协同性供给”: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之进路

互助养老虽为农村养老新模式,但当前整体运行状况不尽人意,其症结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以"条块分割"等为特征,在身份、区域、运行等层面,呈碎片化运作之势,具体表现为认知难以产生共鸣、养老资源零散化、政策设计失衡、服务运行地方化、养老需求偏好与服务供给目标偏离等,直接影响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据此,可从需求、资源、供给三个维度设计出"3个动态链接+1个良性循环+多个优化结果"的碎片化整合思路,以指导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的建构。在整合思路指导下,从完善政策设计、优化主体关系、创新服务方式、建立瞄准机制等层面来建构具体、可行的路径,以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从"碎片化运作"走向"协同性供给",从而打破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运作格局,全面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能力与供给效率。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村互助养老的路径探要

在传统养老模式效果减弱的背景下,基于传统村庄熟人网络,以农村地缘为核心的新型就地化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成为破解传统养老现实问题,推进乡村养老良性治理,提升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干部领导型、机构帮扶型、精英带动型、代际储蓄型这四种典型的互助养老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挖掘其呈现出的个性问题,并对这些个性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农村互助养老存在集体价值共识羸弱、信任合作基础缺位、多元主体参与空间受限、服务供给与需求失衡、数字信息智慧养老滞后等共性问题。面对这些难题,可以从党建引领、多元参与、供需平衡、数字赋能这四个角度入手,不断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促进农村养老保障的高质量发展。     

乡村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分治与协同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购买养老项目扶持乡村公共服务,深化多主体协作,构建乡村养老联合体。依据供给主体不同,乡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分三类：“互联网+”公司主导的社区居家助老项目、医疗养护机构主导的家庭养老床位项目和社区治理面向的老年社工项目。借鉴网格治理理论,比较不同属性的供给主体在服务规划、服务体验和服务成效上的差异性,揭示项目制下主体分治产生异化的微观过程。目前此三者的服务供给面临三种困境：盈利组织服务低质化,混合型组织服务目标偏离,非盈利组织行政吸附、服务碎片化,最终三者走向服务“疏离化”和人员“内卷化”,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边界模糊和各分治主体自主协调困难。建议根据生命周期,构建以家庭需求为本的协同机制,理清各主体彼此义务并创新流程,在新层面上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重塑多主体合作关系。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整合与多元建构

通过对河南、江西等4省8村的实地调查,发现我国农村的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社会保险养老和机构养老等不同养老模式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且各模式之间彼此独立甚至互相排斥。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特征,无法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农村养老危机。研究认为,在结合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老人个体化需求差异的基础上,推动家庭、社区、机构和社会养老保险等不同养老模式有机融合,取长补短,同时有效整合农村医疗资源,充分发挥农村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传承性,建构一个多主体、多层次、多阶段的综合型养老服务体系,是我国农村养老危机的主要出路。     

我国乡村养老新风险及其治理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动摇了我国乡村养老基础,给乡村养老带来了多重风险,主要包括贫困风险、健康风险、照料风险、制度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养老新风险的出现原因很多,和乡村社会结构变化、传统养老文化式微、孝文化淡化以及城镇化风险向乡村渗透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治理我国乡村养老新风险是一项现实而紧要的任务,可从乡村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寻找办法,如设立农家书院,开设道德讲坛;鼓励自助养老,培养自立意识;构建非正式群体援助模式,提供社会支持;鼓励老年人从事公益,在服务社会中乐享晚年等。     

农村供养服务机构嵌入式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与治理效能

供养服务机构是推动农村基本养老服务可及的重要载体,但存在福利排斥和福利内卷化问题。从嵌入视角出发,建构空间嵌入—要素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服务嵌入五维分析框架,基于安徽L镇的田野调查,分析农村供养服务机构转型实现嵌入式养老服务供给的机制及其治理效能。研究发现,供养服务机构以空间嵌入为基础,多元主体协作养老资源整合推进要素嵌入,建构养老服务枢纽促进在地化养老服务生产实现结构嵌入,促使养老伦理向新家庭本位与公共本位并存转变,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下沉和“多养融合”嵌入式生活场域供给服务。供养服务机构转向发展探索新型嵌入式养老利于以嵌入式建构镇域养老共同体打破养老服务区隔,促进养老服务转介衔接提高养老服务效益以及生产赋能家庭养老次生公共价值,从而提高福利治理效能。未来还需从挖掘本土服务资源提高嵌入可持续性、加强嵌入后福利治理风险管理以及提升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嵌入精准性等方面推进其养老服务长效嵌入式供给。     

数字乡村发展与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

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探讨了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乡村发展能够提升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及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均提升了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其中乡村经济数字化对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的边际效应最小。第二,数字乡村发展通过助力乡村经济、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提升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第三,数字乡村发展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效应在农村老年人性别、学历、村庄地理位置和村庄地势四个方面存在异质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应全面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治理、乡村生活和乡村经济,以提升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健康中国发展。     

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从激励和产权角度研究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问题实际上包括了现金流量配置和控制权的配置 ,而控制权的配置正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 ,因此资本结构的选择决定着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企业的资本结构影响经理、股东、债权人的激励和行为 ,影响企业破产发生的成本。改变企业的融资方式必然要改变激励和行为 ,而激励和行为的改变最终要改变收益和企业价值。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城市定点类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任务,其中城市定点类公共服务面临着三层困境:不同类型公共服务在结构配置上的失衡;公共服务在空间上供给的不均衡;公共服务在阶层间分配的差异.该问题的解决,实质上需要定点类公共服务在供给中区分服务安排者和生产者,采用政企、政社、社企、多元主体合作四种供给模式,为提升上述四种供给模式的绩效,需要设计民生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在政企、政社供给模式,需重点关注分配机制,在社企合作制模式中,需要重点关注民生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在多元主体合作模式中,需要平衡三种机制之间的关系.     

城市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09年福州、厦门和泉州三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城市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并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拟合。结果表明,居家养老服务在试点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影响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因素包括:老年人的文化程度、生活自理能力、居住情况、婚姻状况、退休前的职业和收入状况以及阶层认同状况。      

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按照管理民主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必须因地制宜改革现有乡镇体制,完善基层政权对村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规范发展新型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以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