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之自然审美意识及其诗作与影响

两宋时期,诗歌创作的主导思想仍然是坚持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但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传统儒道两家自然审美意识的影响,作为理学家的邵雍则提出"以物观物"说,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其思想理论中的"理",即所谓天理,是天人一体的生成域,由此,在他看来,天人是相依、相与、相存、相融的。运用到诗歌审美创作,则应该以超越私欲、超脱自我、摆脱尘世羁绊的"天下之心"去体悟"天地之心",存其所存,生其所生;在表达形式上,做到语言简洁、描写生动、纯净无暇、平淡素朴,以呈现自然景物、社会生活的原初本真存在态势,不加妄为,顺物自然,因其自己。影响所及,致使一部分理学诗人,如周敦颐、程颢等,其诗歌审美创作的诉求突出的表现为自得自然、任心随意,注重自出机杼,体现出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崇尚。     

朱熹之“理”的价值内蕴与路向

继轨前贤尤其是程颢与程颐,朱熹不仅丰富了"理"的内涵,而且拓展了"理"的外延。他在充分肯定"理"的形上性、本源性与价值性的同时,以"理"贯"三纲"与"理"统"五常"完成了"以天理明人事"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建构。他在将"天理"推衍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过程中试图消解"人欲",并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价值呈现进路给追寻终极价值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基于此,朱熹不仅为儒家的纲常思想寻找到了形上依据,而且也为现实中的人伦规范与政治哲学找到了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基础。细绎之,其实程朱理学论域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隐存着些许的道德乌托邦情结,其现实价值与意义或许并非仅仅在于要在现实社会实然施行之,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对泛滥的欲望进行节制、对自我的堕落进行反思,以及对日渐沉沦的世道人心有所警醒与关切。     

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

程颢的天理与气为一体而尚未能分离,故而在程颢看来,气的善恶必须由理的善恶来负责。程颐则放弃了其兄理有善恶的观点,而将以善镇恶之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天理。此即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这样,程颢与程颐的学术重心便很不相同,程颢的天理与气一一对应,故而其理与气关系的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于天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即天理的善恶如何经心性拣别而形成善性的问题。程颐则已解决了此一问题,其“性即理”将性与理直接贯通,其学术的中心在于如何处理理与气的关系。     

心性美学的是非考辨——从周敦颐到二程的立诚审美论

北宋时期从周敦颐到程颢和程颐所奉行的理学,以先验的“天理”为世界的本源,认为人与一切相关的万物都是承栽“天理”的存在,而在人集中体现为内心道德的充盈,实现为禀承“天理”的“立诚”.人只有达到“立诚”至善的程度,才能得天之道,在行为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与同是内蕴“天理”的对象亲合为一体.他们认为这对于作为人的心性活动的诗文栽道之作和审美静观的自得境界的实现,是主体先在的决定性条件.先验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学文艺审美观,如舍弃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决定性,而重视其审美主体应有对于心性之为的正心诚意的修养,则能得到文艺审美创造的有益启示.文章对于二程的心性美学进行了是非的考辨.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理学幸福观的整合与重建——黄道周论孔颜之乐

"孔颜之乐"是宋明理学幸福观的核心问题,作为人生理想境界和价值取向,它涉及感性自然和道德理性两个方面。程朱理学将孔颜之乐归结为道德理性之乐,王学则注重孔颜之乐中的自然感性内涵,阳明后学更把"孔颜之乐"发展为重视个性自由之"乐"。针对理学和心学的分歧与对立,黄道周对孔颜之乐做了独到诠释,他以"乐性"作为人生之乐的基石,以"知性"作为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他认为,"孔颜之乐"是有待与无待的统一、道德理性与生活感性的统一、有我与无我的统一。黄道周理论阐释的思想旨归是整合理学与心学分歧,重建理学幸福观。     

略论程颢程颐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

宋明理学的创始人程颢(公元1032—1085年)和程颐(公元1033—1107年)在建造以“天理”为核心的庞大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把逻辑的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应用到理学上,形成了理学的完整体系。本文就二程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作一简要的探讨。 二程对理学思想的表述,首先是用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来实现的。程氏对概念的产生和命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事物的名字,即事物的概念,当然与音义气理相通,而更重要的是“盖出自然之理”。在表达概念的名和“自然之理”的关系上,他们认为:     

二程理学对道家思想之出入

二程虽出入老、释,却辟佛而较不辟老。二程的形上学、心性修养工夫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启发,吸收了不少道家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概念范畴、思辨方法,转化成儒家思想而创造出其理学思想的新面貌。例如:二程常说的"天理"一辞源出于《庄子》,庄子视"天理"为事物存在和活动所依循的内在理律、自然之理,二程更进一步地转折成人性所天赋的道德原理,建构出仁爱的道德形上学,程明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述,显然受庄子"道通为一"、"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命题所启发。程伊川"物物皆有理"的形上思想受庄子"万物殊理"的启发。然而,二程也有和道家不同处,例如庄子教人安时处顺来安命,程伊川认为义命或德命优位于自然的运命,二程以道德人格之培义为教育目标,与道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宋代理学的观念及其方法论——兼谈朱熹在理学发展中的贡献

宋代理学的观念丰富,这是由于其形成的历史长,创造理学的人物优秀.在诸多观念中,"理本体"观念是理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观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为"理本体"的建立作了艰苦的努力.周敦颐"性命之理"的探究,为理学家创造新儒学之发轫;张载贡献<西铭>,提供了社会秩序建设的理想方案;二程关切"天理",对提高人素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朱熹则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构建了"理本体"哲学体系.宋代理学家先进的宇宙观与其方法论是统一的.宋代理学家之所以能创造出超越先贤的理论成果,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具有先进性.理学家创造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方法论蕴涵辩证法的因素,但它不等同于辩证法."一而二,二而一"是理学家自己的方法论,要予以肯定,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张载、吕大临与“性与天道”问题

"性与天道"问题是宋代理学奠基者们所致力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性与天道"的探讨中,张载与吕大临以性善之性亦即仁义之性为中介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出于人自身本具之仁义之性,从而使儒家伦理学不失为一种康德所说的自律伦理学。     

庄昶的诗学观念及其理学诗初探

在"天机"和"自得"两种哲学思想的交互影响下,庄昶在诗歌理论中形成了"天机自得"的核心诗论.他将"天机之境"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也就意味着他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的表述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同时因为"天机"中包孕着自然的含义,所以他在强调天理的同时也并不排斥诗歌中对自然的描摹.他把"自得"作为诗歌通向"天机之境"的有效手段和验证诗歌是否达到这种境界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他重视诗歌创作中主体性情的介入.总之,他"天机自得"的诗论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自然及自我情性三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从而达到"天机之境".在"天机自得"诗歌理论的影响下,庄昶创作了大量理学诗,这些理学诗既有哲学思想的玄妙,又具有诗人情性和艺术美感,摆脱了传统理学诗"语录体"和打油诗的弊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成为明代弘治、成化年间诗坛重要的一脉.     

论清代鸦片战争后以儒为本以洋为用的治国思想

明清之际,封建统治阶级使程朱、陆王理学走向极端,已出现了危机。尤其王夫之、戴震对理学的有力批判,更动摇了它的统治地位。王夫之提出要砍除理学的痼疾,治国以不应循古人足迹行进,要因时制宜。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说:程朱理学天天鼓吹分清天理、人欲,极力抬高天理,而把“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皆视为不合天理的人欲,要人们革除,使人求生不得。由此,戴震得出结论说,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颜元认为理学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世风,而儒家思想真正学术却日趋衰竭。于是他强调教育之大务在明人伦,真正掌握仁义礼智等德性,而后要学实业。提出要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以     

程颐境界哲学的理性之维——兼论二程境界的不同取向

程颐与程颢虽然同为理学奠基人,但代表着不同的境界取向.与程颢提倡直觉主义、偏重即本体即工夫的体悟不同,程颐重视形上形下的区分、性情理欲的辨析以及心对性的认知,偏重于形而下的细密工夫,突出严格的日常规范践履,呈现出谨严、敬重、刻板的理性主义特征.程颐的敬畏境界所凸显的是一种规范性的道德境界,他将现实的伦理规范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赋予其绝对、必然的意义.     

试论丁若镛的天理人欲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认为朱子的人欲观是消极的,天理、人欲具有二元论价值体系,主张人欲是人所固有的要素,而且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朱子与茶山在天理人欲观点上的不同,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看法上的不同,即朱子主张“性即理”,而丁若镛主张“性嗜好”。     

程颢自然审美体验的生成及意义

生态美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态审美体验是否存在。程颢"浑然与物同体"、"观万物皆有春意"的审美体验是一种类似于生态审美体验的自然审美体验,其相似之处在于两种体验共同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而带来的精神愉悦,其差别在于程颢自然审美体验缺少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一维。由此,考察程颢的自然审美体验至少可以为我们理解生态审美体验提供参考。而通过对程颢思想的梳理,我们发现,"天理"世界观和"仁者"伦理观是程颢自然审美体验产生的观念基础。这就启示我们,生态审美体验的产生也应当建立在一套自觉的生态观念基础之上。值得强调的是,审美体验是当下的体验而非分析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体验就是生物本能的反应。生态审美体验立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生态审美体验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体现。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必然的视角看戴震的新伦理观

本文以清代中叶为思想背景 ,对戴震新伦理观的一个侧面———自然、必然思想进行了评述。戴震的自然、必然观 ,是其理、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注重人的自然情欲 ,主张“体民之情 ,遂民之欲” ,是对程朱理学“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思想的无情批判。充分表明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社会进步意义 ,同时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     

冷冰冰与血淋淋:韩非的伦理——政治观

战国末思想家韩非以冷静和尖刻的理论在先秦学术史上独树一帜。他师出儒家,但公开背叛山门,斥其为“愚诬之学”,明确反对儒家以仁义孝悌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他赞赏道家之学,但其学说又不同于道家,他们虽然都是以批判现实为伸张点,但道家批判现实是为了调头往回走,由人的自然和自由进入了幻想世界,而他批判现实是为了挺胸向前进,开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