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振兴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基本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完善的顶层法律制度设计的规范、保障和引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农"领域立法虽已取得较快发展,但随着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现有立法在回应乡村发展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新问题时仍显不足。因而,乡村振兴立法需要在修正现行基础立法不足、重塑"三农"法律体系以及克服过分依赖政策推进"三农"领域改革的弊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制定有关乡村振兴的统一立法时,应当遵循纲领性与可操作性并重、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等原则。一方面,既要注重构建乡村振兴的基本组织架构及法律制度框架,又要明确相关措施的实施标准、程序和监督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应当以实现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依归,强化立法对农民平等参与及发展权利的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     

乡村振兴：法治保障问题探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的重点。但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复杂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然面临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执法能力和水平不高、司法服务还不适应、法治环境建设有待加强等现实问题,这就必须完善涉农领域立法、规范乡村领域执法、健全乡村法律服务体系、增强乡村普法的有效性,多管齐下破困境,充分发挥法治稳预期、利长远、固根本的保障作用。     

《乡村振兴法》立法:功能定位、模式选择与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体系化的法律法规来引领和支撑,抓紧制定处于基础地位的《乡村振兴法》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要求。《乡村振兴法》立法的功能定位应该立足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保障乡村振兴目标的如期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柱,夯实涉农法律体系的法治基础。综合考虑法律规范体系的本质要求、立法内容架构以及立法时机选择三个因素,《乡村振兴法》宜选择"指导框架型"立法模式。作为涉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必须注重《乡村振兴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统一,其制定权限应该赋予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其内容框架可以分为七章,分别是总则、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乡村治理、扶贫济困、法律责任和附则,其立法过程必须贯彻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基本原则。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全局战略意义。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全部完成,"三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得到充分的重视,相较而言,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无论是重视程度和投入整治力度都显得较为薄弱,个别农村地区问题比较突出。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科学的治理方法,开展系统治理工程。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环境治理应构建系统型治理体系,采用多元共治,其中,法律基础治理手段,应健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和执法体系,强调公众参与。     

论新时代乡村经济民主制度建设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乡村经济民主制度”是指农民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能够在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活动,共同对农村经济社会进行管理,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满足的制度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在于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农村主要矛盾的变化,核心在于推进经济民主制度建设。可以说,乡村经济民主制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通向农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代表农业农村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要不断加强和完善乡村经济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基于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战略、新部署、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战略"、关键是"振兴"、靶向是"乡村";把握其科学内涵,需准确掌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坚持顶层设计,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需强化制度供给,统筹推进乡村"五位一体"建设;需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和为了广大农民;需抓住"人""地""钱"关键要素,推动战略行稳致远。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逻辑看西部乡村治理与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推动乡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大战略,它既具有战略层面上的宏大,又具有乡村治理层面上的具体,有效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当下的西部农村可划分为四种类型:近郊村、资源村、贫困村、普通村。不同类型的乡村发展需求不一,治理侧重不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乡村治理在微观层面具有较强的耦合性,这一战略布局引领我们构建西部乡村有效治理的四个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当下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目标引领,在贫困乡村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成为现阶段的共识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动力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特色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助推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保障引领,营造有序、安全和正义的发展环境;"全面从严治党"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组织引领,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三农"工作队伍。     

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变革的逻辑进程与启示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程与逻辑演进的梳理，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与改革重点，为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举措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和创新，其逻辑进程中的主线是以人民为中心，起点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核心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其指引是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其启示是农村土地改革与乡村振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施有效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助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因此，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与利益诉求，建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互动的良性产权关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要素“政府规划—市场驱动”协同配置的制度框架与国土治理体系。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