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时期舟山寺院文化与海外交流

吴越时期舟山寺院是中、日、韩三国间极其活跃的文化与经济贸易交往的结晶。这些寺院迎来送往了一拨 拨海外人士。他们携带佛教经籍入华,振兴了天台一宗,又奉请观音宝相回国,传扬了汉文化。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略论

南传佛教是我国云南地区以傣族为主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种宗教信仰,在历史上和现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南传佛教寺院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是我国寺庙经济和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历史上的与现今的寺院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对此进行了对比考察和分析。     

战后台湾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变革

［摘要］本文探讨1945年以后的台湾佛教寺院经济，全文从台湾佛教寺院经济背景分析、由收入面看台湾寺院经费的筹措、由支出面看台湾寺院经费的运用、台湾寺院经济隐含的一些问题四个面向进行论析。经过研究后，作者认为，经济实非宗教本质，佛教团体如若过分重视表面，容易招来负面批评。台湾各佛教道场，常各自为政，致资源分散，难以统合，强调接棒者应加强经论研究，因道场若无正法引导，很容易偏离正轨。     

宋代以来东南寺院的结界实践和僧俗认知

佛教中的“结界”一词有多重含义，各派的结界做法亦有差异。唐代以前，东南佛寺的结界记录较少。道宣解释并发展了《四分律》中以秉法为目的的结界规范。北宋南山律师择梧、允堪、元照等在东南寺院多有实践。南宋之后，律宗沉寂，在僧俗认知中寺院结界的含义和做法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结界的做法受到密宗的影响，另一方面“结界元始本欲秉法”的意义被淡化了，士大夫甚至将寺院大界相理解为具有产权分界意义的“界至”。律宗结界在东南地区被传播、实践和变化的历史，既反映了佛教各派间的相互影响，更反映了佛教严明戒律和世俗明确产权这两种不同趋势的相遇和互动。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

寺院地主经济的产生与佛教传入我国有关却并非同步，寺院财产的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是寺院地主经济形成的标志。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本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呈现出一种渐起大落的发展轨迹。     

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

前　　言元朝忽必烈即皇帝位的同时任命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国宗教界首席国师( 1 2 6 0年 ) ,随后又将他任命为帝师 ( 1 2 70年 ) ,1 2 6 4年设立的佛教最高官署总制院 ( 1 2 88年改称宣政院 ) ,也由八思巴来管理。此后历代帝师均由萨迦派高僧来担任 ,从此佛教(尤其是西藏佛教 )便成为蒙古皇室尊崇的对象。有元一代先后建立了大量寺院 ,并对寺院以及佛事、法事采取了役税优惠政策。元朝在尊崇佛教的过程中 ,对西藏佛教以及全部佛教是怎样加以特殊保护的呢 ?并且在官制、法制、税制等方面又是怎样表现这一特殊政策的呢 ?本文主要以…     

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

敦煌遗书中所反映的寺院、僧尼所占财产的状况，真实地勾画出了唐后期寺院，僧尼占有丰富资产的一些特点。唐后期，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形成了寺院土地买卖盛行，政府不得不令寺院据地出税，寺院常住财产逐渐向个人财产转化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唐后期的寺院经济在其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膨胀性的发展。寺院的实际经济生活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寺院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趋于同步，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论宋代佛教寺院内部的阶级关系

佛教寺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宋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佛教寺院内部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然而,学术界对寺院内部复杂的阶级关系却无人问津,因而笔者拟就此问题作一些肤浅的探索,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试析藏族早期寺院经济的出现及其影响

藏族寺院经济是藏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藏族古代和近代社会里,寺院经济始终成为其 社会的基本形式之一而影响着藏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甚至寺院形成集团以后逐渐发展为主 宰藏族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并发挥了多方面的社会职能。本文试对藏族早期寺庙经济的出现 和其对以后藏族社会的影响作一简略的分析,以求同行专家指教。 一、早期寺庙经济出现的背景 青藏高原上的佛教化运动一开始就有其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为以人力、财力和物 力为基础。这种消耗财物的佛教运动在青藏高原显得更加突出。因此,藏族寺院的经济行为 几乎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     

唐宋五台山寺院财产的积聚与流散

唐宋时期,五台山地位显赫,寺院通过多种方式积聚了大量财产,这些财产在分配、消费过程中,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流散的迹象,这对寺院经济以及佛教的正统化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与世俗生活的密切联系.唐后期以来,随着王权的有意抑制以及战乱的影响,五台山寺院财产几乎散失殆尽,寺院的正统化发展失去经济支撑,佛教的世俗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演化规律.     

唐代文人寄居寺院习尚补说

唐代文人多有寄居佛教寺院的经历,这已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社会习尚。文人或短期寄宿、以寺院为逆旅,或长期寄居、以寺院为习业之所,这一社会现象十分引人瞩目,已有学者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仍可进一步补充。本文认为:寺院在佛教福田观念影响下衍生出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停客职能,是文人寄居寺院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唐代寺院的停客功能自唐初到唐末不断强化,可容留文人短期寄宿或长期栖居,并出现寺读这一功能上的变型。文人寄居现象也随之由少到多、终至成为普遍习尚。另外,受唐代寺院经济嬗变的影响,这一停客功能的公益性渐趋消泯,文人寄居出现了从免费到税居的变化。     

汉唐寺院经济发展的大势与标志

寺院经济,通常指的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以寺院为基本单位经营的一种僧伽经济,它是整个封建经济形态中的一个特殊成分。这种僧伽经济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前后经历了哪些变化?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对佛教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和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东汉末年至唐代末年寺院经济的历史考察,叙说其中的大致。佛寺(伽蓝)作为僧人供佛、布教、修行和安居的处所,最早出现于东汉。相传汉地     

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初探

钩沉历史文献及石刻文字发现,契丹辽地寺院有程度不同的“官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在寺院建设上的“官化”因素,诸如存在由契丹皇帝皇后所建、有某种“官化”成分之寺院;或是存在由契丹皇帝赐额并敕修的“官化”特色明显之寺院。二是寺院功能中融入某种特殊的“官化”成分,譬如,因行香饭僧,寺院成为国喜国忌佛教法事活动之场所;因镌石刻经,寺院成为官藏佛教石经制作瘗埋之场所;因僧官挂锡,寺院成为地方佛教管理机构之所在;以及因“奉安”御容、勒石纪功、皇帝驻跸、官客食宿、外使观游、赈灾施钱、囚禁罪臣,等等,佛教寺院成为诸种涉“官事”活动之场所。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的出现,是契丹皇帝信佛、崇佛甚至佞佛的一种结果。但契丹辽地寺院的“官化”只涉及部分寺院,所以,寺院的“官化”现象并没有对整体的寺院宗教功能造成太大影响,多数寺院的宗教自主性和发展的独立性依然存在。     

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

佛教在宋代的社会化进程加快,实现了从注重智慧解脱到全面融入国情民俗的气质转型,其直接原因是佛教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身在修行等寺院佛事活动方面所作的社会调整。因此,寺院生活特征是探讨佛教转型及民俗佛教形成的契入点之一。     

两宋时期温州寺院碑铭书写的社会史研究

北宋时期温州寺院碑铭的书写者以僧人或者施主为主,南宋时期本地士大夫则成为碑铭书写的主要力量,寺院碑铭书写也日益成为士大夫寺院活动的呈现。从书写史的视角来看,寺院碑铭不仅呈现两宋之际温州佛教的兴衰历程,也反映了寺院从信徒的宗教活动中心演变为镶嵌于文士思想、文化、仕宦或日常生活的特殊场域的历史过程。由此可见,书写史可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更加切近历史情境的线索。     

试论唐前期的寺院经济

中国古代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寺庙所有的土地。这些公共土地的占有方式怎样呢?它与封建地主占有制有哪些同异呢?这里结合唐开元天宝之前的佛教寺院经济,作点探讨性分析。唐代寺院大土地占有制的确定根据史料可以论定,寺院经济发生在东晋,而它繁盛的重要时期是南北朝。北朝一代,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两次毁佛外,其余帝王都是极力保护佛教的。由于统治集团的     

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