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即将出版

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教授主编的《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即将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为:内蒙古地区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及历代政权在本地区的行政建置;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内蒙古地区的兴衰变迁,地域分布,社会组织及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历代内蒙古地区的人口、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情况;内蒙古地区聚落、城     

论当前我国乡村家族现象

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特征之一的家族,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它构成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基层社会的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已经被许多研究所强调和证明。但本世纪以来,家族的演变,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和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以来,基层制度的变迁对它存在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它对基层社会实际运行所起的作用,论者多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此出发,探讨当前我国家族现象及原因,以及它对我国乡村现代化的启迪。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推动的结果。随着政权力量不断向乡村渗透,传统社会受到冲击和破坏,被认为是传统象征的家族也毫无例外地…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清代都邑社会与蒙古文学家族的转型

清代八旗文学家族多兴起于北方草原及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大清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满蒙汉军八旗作为政治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一起进入京师，后因八旗驻防制度的颁行散布于都邑社会中，八旗家族生活重心也因之而由游牧地带迁往京师及重要驻防城市。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八旗家族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仕宦途径等方面都和早期成员有所不同。即以蒙古文学家族而言，作为个体的蒙古家族士人兴起、繁盛，家族成员心理基质发生变化，家族文化或由武转文或文武并重，鲜见单纯重武者。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变迁的文学书写中。随着时代发展，清代蒙古家族的民族个性趋于模糊，他们在文化认同书写中建构并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情怀得到深度展示。     

陕北人口姓氏变迁研究：绥德吉镇马氏家族视角

以绥德吉镇马氏家族为中心，对陕北人口姓氏变迁进行研究，以探讨乡村社会的状况以及基层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认为：吉镇是陕北著名的古镇，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重要，其名字的由来与商业贸易活动有很大关系；其姓氏人口来源、发展与变迁既与中国历史社会变迁相关，又与陕北特定的环境密不可分；马氏家族的发展、兴盛既与自身实力及其姻亲关系有关，又保证了马家绵延久远的家族势力，并在地方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雍古马氏家族源流考略

雍古马氏家族是金元之际的衣冠望族.这个家族世处西域,辽道宗(1065—1074)年间迁居临洮(今属甘肃).辽金易代之际,一度迁辽东,不久又迁净州之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境内).蒙古灭金,又随蒙古进入中原,寄籍光州定城(今河南潢川县).凡九世,二百余年,为雍古部一支显贵世族,在金元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文化中有重大影响.     

论元初"以儒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在金元之际提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形成 ,其间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虽以儒学为主 ,但较为混杂。从元成宗始到仁宗这一时期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施行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趋于成熟化     

"颜色革命"中的媒体乱象分析

＂颜色革命＂国家媒体规制的相关法律比较健全,其对选举期间的新闻管理制度也与美国极其相似,然而前者在选举期间的媒体乱象成为政权更迭的导火索。从制度变迁理论考察可以发现,正是历史、文化、社会意识和法律环境等正式制度的差异消解了正式制度的同质性,才导致结果大相径庭。     

青海蒙古族盟旗制度研究

盟旗制度是明清到民国时期在我国蒙古族地区实行的一种地方政权组织形式,青海蒙古族地区也实行了这一形式。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其内在的原因,但青海蒙古族所处的以牧为主的生态环境与以地域为本的盟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相适应性,最终成为青海蒙古族社会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在一个政府力量十分强势的时代,一个家族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与政府是否合作。在汉人当政的宋朝,杨氏乐与朝廷合作,出了一些官员。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思想。不乐出仕习惯影响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汉人重新掌权的明朝,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准备不足,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才有突破,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两个侍郎。此后百年左右,杨氏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偶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不受重视的大环境变化有关。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