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客观性与实在客观性的辩证统一——贝蒂方法论阐释学中的“阐释逻辑”

长期以来,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阐释学占据着我国阐释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意大利哲学家埃米利奥·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较少受到重视。其实,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理论在西方阐释学史上地位重要,它与本体论阐释学共同构成当代西方阐释学全貌。在贝蒂的代表性著作《阐释的一般理论》中,他将"价值"作为其整个阐释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由此进而将客观性区分"理念客观性"与"实在客观性",指出阐释活动是通过"意义形式"为中介,追求"理念客观性"的辩证性与公共性过程。从"阐释逻辑"所要求建立的确定性、开放性、收敛性、可接受性等立场出发,对贝蒂阐释学理论基础部分的若干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并借鉴其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对于丰富和发展"阐释逻辑"本身以及推动中国阐释学思想体系构建都具有启发意义。     

公共阐释论与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

公共阐释论强调阐释是公共的,阐释在公共空间展开,是公共空间中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公共阐释论提出了以普遍的公共性要素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共同所有的语言、逻辑、知识等公共精神的积累为来源的阐释观念,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框架。在西方阐释学传统、中国阐释学发展的理论坐标上考量公共阐释论,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共阐释论的理论探究。公共阐释论提出的理论观念如何更切实地成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公共阐释论提出的如何坚持阐释自觉,提升阐释水准等问题,还需要学界不断地挖掘与促进。     

历史、当代与经验：“公共阐释论”的方法论视域

方法论问题被视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所面临的六大难题之一,而以历史、当代、经验为主要方法论元素的中国阐释论当代建构的方法论视域,贯穿于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的十年理论进程。在坚持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的前提下强调方法论优先/方法论为重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策略,已然确立了中西方当代阐释既相互通约、又各有侧重的阐释学范式。随着围绕概念、范畴、命题、体系等展开的探讨的深入,这个当代中国的阐释学范式正在逐步开启中国阐释学的历史视野。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使阐释学理论得以深入探寻和揭示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上升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来源于多个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注公共阐释必关注如何从一个理解者的阐释拓展至多个理解者的阐释。要解决阐释从个体到公共的提升过程须进入文本意义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入剖析阐释学循环作为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阐释学循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分析阐释学循环在三种类型间的发展和演进,对个体阐释上升至公共阐释的阶段性跨越有着基础性的论证意义。     

公共阐释论的演变、张力和裂痕

在《公共阐释论》一文中,张江针对公共阐释论提出了新概念,推进了中国阐释学的体系构建,展开了对当前现实文化的新批判。这种演变是公共阐释论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阐释学的新发展。张江的公共阐释论内含人文性与科学性、非理性与理性以及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辩证张力,从而具有合法性、包容性和阐释力,但其中内含的某些裂痕尚需进一步加以弥补。     

中国古籍阐释历程及中西阐释异同

中国古籍阐释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中国经学文献的阐释。而阐释一词并非出自中国本土理论、而是源于西方文论。西方的阐释学（或诠释学）理论与中国古籍阐释的具体实际有出入。文章从历时角度剖析中国古籍阐释历程,阐发阐释学义理,从古今文学阐释异同、宋学阐释、目录学著作和个人知识积淀四个方面梳理中国古籍的阐释角度。并从共时层面将西方存在主义阐释理论与中国古籍阐释相比较,以指明中国古籍阐释历程中拿来主义倾向,并强调立足我国古籍本身,还原中国式古籍阐释。     

立志说:熊十力的阐释态度论--熊十力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熊十力的立志说乃是一种阐释态度论,属于其修养工夫论的一部分,始于1924年,成熟于1949年。阐释态度来自于修养工夫,立志是修养工夫的入手处。熊十力强调必先立志而后可以读经,其实就是主张修养工夫与阐释态度先于阐释方法。以超越心理学意义的"本心"为基础来构建修养工夫论与阐释态度论,正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一项基本区别。     

“公共阐释”论

区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并非是理解文本的单纯技艺,它毋宁本身就是文本与阐释者自身的存在方式,因而仍应归于"哲学解释学"题域。"公共阐释"擎持主体间性的阐释立场,挽合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效果历史意识,超越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文性阐释路径,共同铆定"公共阐释"为"判断力阐释"而非理性或科学阐释。"公共阐释"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贡献在于:它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     

公共阐释之三种理论走向反思

创建自主性的中国当代文论,需避开“强制阐释”转向“公共阐释”。“强制阐释”迫使“理论”疏离“文学”,以及它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弊病,为推行“公共阐释”开辟了逆向道路。“阐释”活动中的内层、中层与外层之间,及其各层图式能达到的中介性要求,保证了该活动的“公共”品格。“公共阐释”理论资源的汲取应立足于“中国经验”走中西融合之路。西方阐释学建立的初衷,是不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是以赫尔墨斯的行动为典范;诸机能与各话语的一致性,是促成“公共阐释”的重要前提。宋儒朱熹要求“以书观书”、陆九渊提出“我注六经”等,以及今人王元化、余英时、刘再复等的相关言述,同样能筑牢“公共阐释”的理论地基。     

关于“说”的解释学随想

说和听,是人类交流精神的活动。解释学作为关于理解(听、读)的学说,也要研究说。"说"是听的对象。文本是"说",文本不是沉默的。"说"有说者,说者即作者。人们一经说,他和自己所说的关系就变成双重的,一方面,他永远是自己所说的作者,永远要对自己的所说负责;另一方面,他又是自己所说的读者,他对自己的所说不具有绝对优先的解释权,他和其他读者的关系是平等的。"说"是言语,是使用着的、活的语言,具有意义。"文本的意义"是指文本所说的内容,文本表达的作者的精神。语言是"说"的存在方面,意义是"说"的"非存在"方面。意义不是存在,既不是物质存在,也不是精神存在。人们一经说,其语言和意义都确定不变。"说"可以是说出认识,也可以是说出理解。说出认识,是说出存在着的事物;说出理解,是说出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精神。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精神活动,也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一切说都是对听者说,没有听,就没有说。人类说和听的实践表明,人们能说和能听,即文本能表达作者的精神,读者能把握文本的意义;同时,说和听是具体的历史的活动,说者精神的表达和听者对文本意义的把握,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     

诠释学与华滋华斯的“化身”诗学

华滋华斯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化身",这一主张与诠释学思想有相同之处。"化身"作为一种观念体现在他的整个诗学体系中。他的世界有灵论的自然观是"化身"思想的基础;诗歌的情感自然流溢说是"化身"思想的表现形式;诗人的想象则成为"化身"的条件。如果在诠释学的语境中研究华滋华斯的诗学思想,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及诗歌作品不仅是对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及文学形式的反拨,而且对20世纪诠释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Bildung”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地位

Bildung即教化概念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教化的概念分析,可知教化的一般本质就在于使人类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以及伽达默尔将教化区分为实践的教化与理论的教化。教化概念其实可以看作是《真理与方法》乃至伽达默尔的整个解释学的开端。     

"诗无达诂"的艾柯诠释学思考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鉴赏中,人们常用"诗无达诂"的原则来看待审美的差异问题.因此,如何准确把握作品的这种开放性也就成了诠释者永恒的追求.通过中国传统的"诗无达诂"诠释学理论与西方诠释学家艾柯关于"开放的作品"的印证,以威廉·布莱克<天真的预言>中译本为例,探讨了"诗无达诂"诠释论的开放性对诗歌鉴赏与翻译的意义.     

从赫施解释学理论看"忠实论"和"竞赛论"

"忠实论"和"竞赛论"是21世纪初中国译界一场令人瞩目的激烈争论,文章试从对20世纪客观解释学代表人物赫施的主要理论的剖析中论述"忠实论"与"竞赛论"各自的利弊以及共同面对的难题,最后提出"翻译乌托邦"的构想,建议两种论点抛弃极端,携手共进.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以意逆志诠释史研究

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到当下的各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这一历史经验整体来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进程与经验结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汉语语境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为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学术传统,经典建构、伦理对话是其所具有的汉语文化与思想特质。     

论劳斯的"实践诠释学"科学观

劳斯是20世纪末西方兴起的"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实践诠释学"科学观的产生,在哲学上,其原因可概括为对"理论优位"科学观的否定、将海德格尔和福柯哲学作为理解科学的哲学本体论,以及融合英美科学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努力等几个方面.劳斯"实践诠释学"科学观的特征是:实践对理论具有本体论上的先在性,科学具有权力,科学是地方性知识.劳斯在科学观上的创新,最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理解科学的实践原则,批判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     

"中国诠释学"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数年来,有关"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傅伟勋教授、成中英教授、黄俊杰教授和汤一介教授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前人的摸索为我们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是,已有的几种"中国诠释学"体系中也暴露出一些应予关注的问题,如"中国诠释学"的构建不能只在方法论层面上下功夫,还须进行本体论层面的梳理;对西方诠释学的借鉴应当有所选择,无区别的移植只会损害"中国诠释学"应有的特质.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所指及其特征——论伽达默尔“文本”观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具有不同于一般文本的特性:在文本的所指上,伽达默尔的文本指的是最初写成的东西,它产生于理解的受阻,并因理解的可能性和效果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层次的划分;就文本的特征来讲,伽达默尔的文本作为一个哲学诠释学的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文本不再是主体的客观对象,而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存在于和读者的历史对话中,对其理解的最终意义是应用于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