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从《诗经》中政治讽谕诗看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政治讽谕诗主要收录在《大雅》和《小雅》中,按照《毛诗序》的说法共有53首。这些诗歌主要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作者主要是当时的士人,包括“卿士”、“上士”、“中士”、“下士”。这些作者虽然爵位级别不同,与周王室的关系有远近之别,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身为王臣,或多或少都与王室王事发生关系,有知识,有才华,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敏感,政治见识较之常人更深远,容易发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所以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就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忧患意识。《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出的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虽有个人的忧生之嗟,但更多的则是对国计民生的忧虑,不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身处乱世的危机感,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关切而升华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忧国忧民、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它不仅对后世士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师法与超越

在宋初诗坛大兴唱和酬答之作,诗风轻佻浮华之际,王禹偁独树一帜,潜心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法方面既有师法又有超越。王禹偁主要从美刺手法、卒章显志手法、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来学习、继承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王禹偁不是完全概念化、公式化的套仿白居易诗歌,而是灵活地吸收白居易讽谕诗现实主义的精髓,创作上带有个性化的风格。     

白居易《策林序》考释

白居易备考制举的时间上限不是“元和初”而是永贞元年冬,备考时段亦不是“累月”而应是比之更长的时间。白氏“罢校书郎”的因由乃三年任满后自行解职,其“应制举”的动机在于缩短选限并享受制举登第的好处。《策林》七十五门非元稹与白居易合作共制的作品,其著作权完全归属白居易。白居易以第四名、乙等的成绩中考;登第后所授之周至县尉乃较常人为上的美职,这为其日后进身朝廷打下了基础。     

《长恨歌》“劝讽说”的实质及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劝讽主题说论证了《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真情 ,《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这一进展是劝讽说与讽谕各说的根本区别 ,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恨歌》主题研究最大两说爱情说与讽谕说的尖锐对立 ,确立了《长恨歌》选择的“动之以情”的表达方式 ,可以有效解释《长恨歌》文本特征、结构的统一性、白居易自述“风情”、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对重要史实的艺术处理等主要问题。     

白居易“效陶诗”心路历程溯源

白居易晚年一味独善其身,知足保和,提出中隐理论并以“似出复似处”的中隐模式庸俗地生活着。他消极的人生观表现为乐天知命、退守自持的儒家思想、老庄“知足止辱”、佛家色空观的杂糅。他晚年的效陶诗,究其精神实质来说并非积极意义上的学陶。陶渊明诗歌的“无我之境”和他伟大的人格是白居易效陶诗欲学而不能的。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论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病”

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咏病＂是较为突出的题材之一。诗中的＂病＂与节候、景物、亲情、友情密切结合,一方面反映了白居易晚年的生活现实,另一方面体现出诗人追求精神＂闲适＂的努力。白居易咏病又往往表现出浓厚的说理特点。     

论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现代休闲思想

白居易闲适诗中渗透着古代休闲观念所独有的文化意蕴和休闲思想,白居易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总结了唐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文精神和生活体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其闲适诗中包蕴的现代休闲思想如体悟大自然、＂无所执＂的平常心、生活的情趣,其中表现出来的物我一体、返朴归真、宁静和谐以及追求精神自由等思想,实际是白居易的一种生存智慧,是一种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快乐哲学,对今天的人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论敦煌白侍郎诗与白居易通俗诗风的民间影响

敦煌遗书中有几篇题为"白侍郎"作的俗体诗文,一般认为是民间诗人托名白居易的创作。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反观这种托名创作,可以看出白居易所倡导的通俗文风,及其早年写作新乐府时贯彻的训俗理念在世俗民间得到的响应。     

白居易忠州诗文与刘禹锡夔州诗文之比较

白居易与刘禹锡是中唐同年出生的两位名诗人,都曾先后贬谪巴渝分任忠、夔二州刺史。本文从六个方面比较二人巴渝时期的创作异同,并适当扩展到贬巴渝前后的诗作比较,从中可以深入探索他们虽同处逆境,而在人生态度、性格心态和胸襟气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白居易的洛阳诗及其文化意蕴

白居易创作的大量表现洛阳的诗中,关于洛阳自然和园林景观的描写极富诗情画意,侧重表现的是其远离喧嚣的幽静,以及诗人在此间的闲适;寺观也失去了宗教的超然高蹈和庄严肃穆,而成了和园林别业一样供人游赏的景色宜人之地。其笔下的洛阳是"闲"与"隐"的统一体。白居易深刻地体验到了洛阳文化的精神底蕴,并以自己的"中隐"思想和闲适情怀深化了洛阳的文化蕴涵。     

白居易半格诗规制考

白居易作为元白诗派的代表人物,创造了半格诗这一新的诗体,融合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格律规范于一体。就字数而言,半格诗不受字数限制,多用12句、16句、20句等句数类型;就平仄而言,合律诗句和不合律诗句同时存在且比重大致持平,多用粘对律和拗救;就用韵而言,其韵式分为一韵到底、邻韵互押和中途换韵三种,平声韵部使用频率较高;就对仗而言,主要分为律诗的工对、古体诗的对仗和无对仗等三种类型。其规制介于古体诗和近体诗之间,别具一格,"似古非古,似律非律",为古典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

唐代诗人的创作实绩与诗学理论的建树不相称已成学界共识,但白居易却是个例外,他不仅是卓有成就的诗坛巨匠,对诗学理论的阐发亦具有相当的总结性,而且是研究唐代诗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学无法绕过的一环;因此,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了白居易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以往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往往是观乎其内,而无超乎其外,没有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源头进行有效的探索,所以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研究尽管场面热闹,却终隔一层,总有说不圆的地方。为弥补这一缺陷,我们拟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的儒家经典来源作一追溯,考镜源流,以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理解。     

从矛盾到和解:白居易的对镜诗

唐之前的诗人较少将自己作为对镜的主体进行抒情,即便偶或为之,在其整体创作里也没有形成一个主题群.至中唐白居易始大量创作对镜诗,不仅数量上远超前人,在内容上更是承载了其深刻的自我认识与不同的人生体验.通过具体分析,横向上,其中基础语词反映出诗人在同类型创作上面的微观差异心理,纵向上亦能深挖发现三个不同的心理发展阶段,展现了诗人从自我矛盾到和解的过程.     

白居易诗文中的女性婚姻问题比较论

白居易是唐代创作关注婚姻问题作品最多的作家。相关诗文作品在内容上互为补充,从不同角度共同映射出唐代社会女性婚姻问题的多元化面貌,反映了白居易对女性婚姻问题深切的关注和时代性观点。在反映婚姻问题的思维特征上,这些诗文表征出明显的差异性:诗歌的思维特征表现为情感界域的人文关怀,散文的思维则倾向于法礼视域的理性决断。两者在思想层面具有高度和深度的梯度差别。     

谈白居易的"中隐"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思想中明显地杂糅着儒、释、道色彩 ,因而也就构成了积极用世与消极退隐的矛盾性。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等因由 ,令其欲进不能 ,欲退不忍 ,后期终于选择了“中隐”之路。这条路使他免除苦厄 ,保全自我 ,同时也拓展了创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