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区域和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当地经济发展、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农户家庭收入为中介变量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此,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应最大化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各地可结合自身资源禀赋采用差异化思路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门槛效应分析

为研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助推作用，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使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来验证分析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间农业现代化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间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和非线性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基于农业资本投入的中介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降低农业获取资本的难度从而增加农业资本投入,而资本投入能促进资本快速积累,进而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四个维度评价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农业资本投入指标,对数字普惠金融经农业资本投入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以及受农业资本投入中介效应影响的门槛特征。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释放农村土地,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农民职业化和农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群体分化是一个长期的协调互动的演化过程,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要鼓励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共建城乡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金融普惠、数字化转型与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基于江苏43家农村商业银行2015—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普惠金融渗透度、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情况、普惠金融服务质量3个维度14个指标,从机构层面建立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普惠与农村商业银行盈利目标之间仍存在矛盾,这是由于普惠金融发展增加经营成本从而对机构盈利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但农村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这种负向作用,平衡金融普惠与银行盈利的关系。最后提出持续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满足农民市民化诉求。农民市民化是农民扩展自由、拓展选择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为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农民群体分化速度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群体分化的动态均衡。因而,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分享。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农民获得发展以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所以应注重实现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民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后的估计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发展也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2)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3)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各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力度最强,在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获益较多,体现出数字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包容性特征;(4)总体上,农村人力资本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是人力资本对数字金融各维度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具有结构性差异。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进入深度发展阶段,应完善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加速改造农村人力资本,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