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考察规则的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规则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社会时期将此发挥到了极致。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看未来,我们应当对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治理中的规则进行考察,以便规划未来社会的生活和治理。人类的社会治理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是通过组织的治理,其实,一切社会生活都需要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意味着人们在个体的结构中聚集起来开展共同行动,因而需要规则,规则是人们共同行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种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社会治理,必然都是以共同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因而也需要规则。但是,规则的形式和功能都将不同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更多的是针对危机事件而开展的行动,表现为应急性的行动,从而要求规则必须是灵活的和富有弹性的。     

政府组织变革中的权力关系演变与规范路径探究——读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权力作为社会治理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社会治理的成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长,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性以及权力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近年来,由权力性质异化所造成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有效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康之在《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中指出,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在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变的社会建构历史与逻辑中,从政府组织模式变革中所伴随的权力关系演变角度寻求有效的权力规范路径,同时,张康之构想了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认为权力将更多地与人的知识、智慧及道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权力意志的角度思考权力的规范方式,才能有效避免权力异化问题。     

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在农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是简单的和确定的;在工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则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观念,寻求全新的行动方案。同时,我们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不同的领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科学的领域中,许多新的理论和技术正在生成,并推动了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社会的"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行政学主题(一)

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社会领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且使人类在工业化历史阶段中创造的社会治理文明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是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既是危机自中心向边缘转移的机制,也是财富从边缘向中心汇聚的机制,全球化使这个机制有了更加充分的表现。这是后发展国家举起改革的旗帜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的现实。全球化、后工业化突出了政府的领导地位,而政府必须在行政管理模式的全面重建中才能获得担负领导责任的能力。就行政管理的发展史来看,经历过从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转型,后工业化意味着服务行政对管理行政的替代。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是不能够被搬到工业社会中来的,在后工业化的条件下,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行政模式是决不能够搬到后工业社会中去的,所以,服务行政模式的建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一个时代课题。     

论信息技术应用中的社会及其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两个维度上表现出了急剧变革的要求。一方面,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期；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成果喷涌而出,在很多技术成果背后,都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的身影。信息技术已经是我们时代的基础性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虽然技术会对社会的既定形态构成挑战,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人们需要对技术造成的挑战重新认识,将其转化为社会变革的观念和要求,并作出实践安排,才能促成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往往会滞后于社会变革。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社会治理方面的变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梳理社会治理变革各个方面的要求,并作出安排。     

论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但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又使得我国处于"双重转型"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与实体社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千头万绪、扑朔迷离的状态。网络空间治理是一个庞大的命题,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亟须剖析网络公众参与的特征、总结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模式以及探索网络空间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建构路径。     

我们为什么要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我们所遭遇的道德的恐慌与焦虑不仅根源于契约伦理精神架构中的伦理普遍性危机和道德独立性困境,而且涉及伦理精神之间的冲突,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纲常伦理和发端于西方近代启蒙的契约伦理之间的冲突。人类社会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当前的社会转型使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都面临着重建的时代任务,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符合伦理重建的切题性要求。从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以往经验中,我们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建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伦理,实现基于合作伦理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自觉。     

空间、思维与组织:探寻政府角色重构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从技术层面上推动了信息资源的网络化,更从社会结构层面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各类边界、变革空间特性的社会运动,并在社会去中心化过程中消解等级化的线性结构,从而走上社会结构网络化之路,这是中心-边缘结构消解之后呈现出来的一场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等级化社会结构遭到消解,政府的中心地位失去合法性基础和合理性资源,而必须以合作行动者的角色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开展合作治理行动。     

社会网络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

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西方的一些学者们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这种实质与形式相脱离的治理方式,在工业社会线性结构下的确可以奏效。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积极探索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社会治理模式探寻的困境。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变革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社会转型都会带来社会职业结构的变革,从而对教育模式提出变革要求。目前,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种种迹象证明：遵循着技术理性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已经滞后于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职业结构。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只有从技术理性的发展路径向价值理性的发展路径转变,才能培养出适应新的职业结构的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