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对刑事和解的探索和思考——以常州市高新区检察院办案实践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刑事法治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作用。刑事和解弥补了传统刑事法治的不足,不再一味强调惩罚,而是变成一种更为温和、更加人性的惩罚方式,给被告人认罪、赎罪的机会,使国家的惩罚技术更全面,更科学。文章以常州市高新区检察院的刑事和解的办案实践为基础,结合实践操作,阐述检察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制度探索和监督途径,提出刑事和解面临的三种冲突和应对策略。     

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

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对犯罪问题采取行动的反应系统,是探求犯罪治理的科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为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推进刑事政策模式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国家与民间社会成为共同的犯罪治理参与主体并形成国家"专治"领域与"共治"领域的场域分工,刑事政策目标定位模式应深化为"消除犯罪根源的社会治理",刑事政策中权力配置模式应依托于"刑事司法模式",刑事政策中的行动展开模式应提倡"日常式犯罪治理"。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高校招生照顾政策探析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是一个全球课题,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这一课题的挑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高校招生照顾政策在整体上保持稳定,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从实践效果看,这一政策为学生成才、国家选才和社会公平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显示了党和政府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导向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以犯罪圈和刑罚结构为解剖对象,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反思。主张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将酒后驾驶行为、危害环境行为入罪化;将纯道德的无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安乐死行为、客观上不能犯的行为和预备行为去罪化。主张在刑罚结构上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适当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     

论中国刑事政策的文化导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影响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由于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基督教之爱与宽恕思想变为深刻的法律意识,西方很快就走上了刑罚文明的道路,刑罚趋轻成为其刑事政策的精髓。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具体刑事政策,其最本质、共同性的东西是重刑主义,这表面上由专制权力决定,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先进文化之＂和谐＂、＂人权＂、＂爱与宽恕＂对中国当下刑事政策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先进文化为依托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远离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图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依法而为的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法治能力,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之法治图谱的描绘必然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民生权利法治保护研究

民生权利保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民生权利的保护和促进为本,在改革和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法治的实践要求。民生法治对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要求。面对民生法律制度体系立法碎片化、民生法治化程度低、缺乏民生权利意识和程序机制保障的问题,需要重新设计民生保护的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加强民生法治建设,奠定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民生法治根基。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科学发展观下的刑事政策——论法治下的刑事政策的人性化

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就要求刑事政策实现人性化,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刑事政策的人性化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的人性化包括了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来进行,而其中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又主要通过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法三个层面来体现刑事政策的人性化。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权划分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离不开财政制度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深化期,地方政府财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实现税权与事权匹配建设,成为当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一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与精神理念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顺应社会形势发展,在刑事领域内作出的政策性安排,它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和刑事法治的完善。这一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刑事运作的重要指导和精神理念。深入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理念等问题,对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语境下刑事法治理念的发展——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为背景

国家治理与刑法变革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刑法问题,二者处在一个良性互动当中。随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对抗因素逐渐减少,国家服务职能增加,刑事法治领域对此也应该有所呼应,体现在刑法理念上,就是要更加促进有限刑法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理念的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都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正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关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至关重要。文章从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向度出发,进而提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并进一步论述法治中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走向。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国家治理历来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中心,是对实现法治的主体提出的要求,对实现法治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法治原则与基本要求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法治原则是刑事政策原则体系中最根本的原则,它是贯穿于刑事政策活动始终,在整个反犯罪斗争体系中组织和发挥作用方式的基本准则。刑事政策的法治原则是指在制定与实施犯罪防止对策时必须受到法律体系支配和约束。刑事政策的法治原则包括宪法至上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刑事法律原则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中国视域下能动司法的内涵辨析

能动司法作为一种司法理念或司法方式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上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界定能动司法的内涵必须辨明能动司法与其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能动司法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法条主义、能动司法与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能动司法与实用主义几组概念的辨析,可以明确中国与西方语境的不同,进而明晰能动司法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本质内涵。     

理想与现实:中国刑事政策的展开

中国的刑事政策一直停留在启蒙阶段,表现在人道主义、法治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没有完全确立.防止犯罪特别是针对犯罪人的各种方法措施没有考虑其作为人的尊严,人道地实施;许多具体刑事政策还不能说完全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各个时期的刑事政策目标和对策从科学主义出发是不能成立的.中国的刑事政策从目标来说过于理想化,甚至神话化,有必要回归常识,即现实化.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二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3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又可分为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不同的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