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契合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既有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陷入了传统自治能力衰弱、现代法治方式无力和传统道德治理式微的困境,鉴于此,中国在新时期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社会矛盾纠纷解决角度来看,人民调解制度的特质契合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三维要求,成为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点。目前,人民调解制度遭遇了社会转型期的发展瓶颈,其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的天然优势变得不再明显,需要从唤回"出走"的乡村精英和乡贤、促使"村规民约"的现代嬗变、树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在权威和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等方面重塑该制度。     

人民调解的正当性论证——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研究

人民调解是一项融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特色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在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法律和民间习惯的冲突、国家治理技术促成了传统人民调解的形成与发展.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国家法治主义的完善,传统人民调解的功能逐渐发生弱化.但是,国家不仅没有摒弃这一本土的纠纷解决方式,反而成为一种官方提倡和支持的纠纷解决模式.从外部性和国家权力融入基层社会等两个方面分析认为,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人民调解机制之所以具备存在、发展与转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社会需要的使然.     

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建构

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步转型，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呈现日趋弱化迹象，严重影响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种新形势下，有效整合本土资源，构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就显得十分迫切。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延续性的尊重，更是顺应乡村社会变迁，在制度上对传统解纷机制的一次超越。     

城乡人民调解双线发展模式探析

《人民调解法》仅从宏观上把握人民调解,而未能对城乡差异予以审视。这正是城乡差异性存在的客观要求与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现实需求。对此,城乡人民调解在人民调解理念之塑造、人民调解组织之构建、人民调解员之配置、人民调解程序规范之设计上均有不同发展路径,唯有探索与实现城市人民调解现代型发展模式与乡村人民调解现代过渡型发展模式,方能促进人民调解制度良性发展,发挥其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之功效。     

论凉山彝族民间调解制度——以与人民调解调适为视角

凉山彝族民间调解制度受习惯法影响,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调解制度。文章对该制度的概念和特点进行分析,并在凉山彝族民间调解的现状基础上,提出整合民间纠纷调解资源,推行多元化调解机制,枸建大调解格局。最后对进一步完善彝族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调适、建立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新型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乡村人民调解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以T市非正式防控为例

乡村人民调解在调和基层干群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浙江省T市“村两委+乡贤会”的抗疫实践为例,分析非正式防控中乡村人民调解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发现,非正式防控背景下的乡村人民调解是在乡镇党政的统一领导下,以新乡贤群体为实质性主导的群众性抗疫活动。乡村人民调解通过利益激励、情感共融、文化规训和法治保障,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秩序,完善了乡村疫情防控,维护了乡村社会稳定。     

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乡村占地面积广阔,其乡村振兴问题既独具特色,又十分重要。基于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若干村庄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当地"人口流动性、规矩的形成方式、交互秩序的确立方式、社群结构、核心价值观、家庭的构成、亲族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运转的力量、地方治理与纠纷调停者"等九个方面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正处于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之中,从"礼治"迈向"法治"是其未来振兴的必由之路。为此,必须坚持边疆治理的"多元一体"格局,建立新型的"纠纷认知观",并且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制度配套和文化转型。     

对约束民族地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诸因素的历史考察

非农产业的发展,是乡村经济结构现代转型的关键之一。然而有许多制约民族地区乡村非农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何针对这些约束因素,寻找解决的办法,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该文指出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提供有效可行的战略性对策及付诸实施。     

行政吸纳社会：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基于政府干预的民族地区行政价值趋向分析

本文从民族地区政府"现代化"观念的特有逻辑、后发现代化的现实悖论以及民族地区后发现代化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探讨民族地区行政"政府干预"的经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共时性"要求对民族地区"政府干预"的实践诉求,旨在加速民族地区的现代转型。     

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进路研究

当前农村正处于由传统逐渐向现代过渡的后乡土社会阶段。农村纠纷逐渐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地缘关系减弱、纠纷缘由利益化等特点,单纯依靠传统的纠纷解决方法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农村纠纷类型。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法律的普适性与本土性、农村法治与村民自治、公民权利救济理论的共同意涵。纠纷处理中应把握法情协调、完善行政救济与人民调解、加强各纠纷解决机制协作、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构建新形势下的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共产主义道德应作为人民调解的依据

司法部顾启良同志在第二次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民调解应当为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到依照国家法律、政策和共产主义道德进行调解。”共产主义道德是人民调解的依据,这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新发展,笔者试作初步探讨。 (一) 道德在历史上就一直被作为调解民间纠纷的准则。社会分工便产生了单个家庭与民族、胞族、部族或部落联盟间的矛盾,使人们产生了调解     

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人民调解精细化的理论逻辑与发展限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变化,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人民调解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之后稳定在高位状态。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同一时期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持续减少以及调解员解纷比率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近年来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密切相关。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精密化、纠纷处置的网格化、解纷技艺的专业化和调解过程的精致化等方面。矛盾纠纷复杂化与人民解纷需求转变、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是造成人民调解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顺应了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促进了调解效能的提升,为人民调解的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而受到制度内在属性、调解活动的价值理性以及资源投入边际效应等的限制,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限度。     

多民族地区的乡市化与文化区发展

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存在着一定的盲目城镇化现象,盲目城镇化对乡村聚落形态造成破坏的同时,也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环境,导致民族文化破坏严重。借鉴国际上乡市化的经验,探索民族地区发展的乡市化路径,有利于促进乡村聚落形态和民族文化保护。     

创新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助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徐州人民调解样本”为研究视角

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既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又要根据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和人民调解中存在的新问题,不断更新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整合系统资源,做好信息研判,强化矛盾调解,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深化舆论宣传,全面推进"矛盾纠纷调解网格化建设",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达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的效果,不断拓展人民调解的领域和空间,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服务。     

论人民调解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效

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化解自己内部矛盾的重要法律制度。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遵守公序良俗。人民调解不同于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仲裁调解等。人民调解简便快捷、经济实惠、包容和谐的特点和人民调解调处纠纷、预防纠纷、宣传法制的功能，决定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必将发挥特有的功效。     

民族地区“三农”发展转型、问题转变与治理转换——基于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比较分析

民族地区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对比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逐步实现了从"生存型农业、传统乡村、温饱生活"向"市场型农业、社区型农村、小康生活"的转型,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从"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普遍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转变为"农业生态退化、农民生计脆弱、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因此,政府应调整"三农"问题整体治理思路,实现农业生态退化问题合作治理、农民生计脆弱问题社会化治理和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问题法治化治理,全力推动民族地区"三农"现代化发展。     

论农村人民调解及联动体系

［摘要］人民调解是我国重要纠纷解决制度。《人民调解法》的颁布、实施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精神，都为我国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农村纠纷解决的基础渠道是农村人民调解，目前农村人民调解存在局限和困境，故需要疏通农村人民调解渠道和构建农村人民调解联动体系，这对解决农村纠纷、促进农村稳定、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跨越式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之道——以宁夏的做法为评析对象

面对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日益增多的阶段性特征,宁夏通过政策引领、制度设计、机制建设、队伍规范化建设及发挥独特的民族资源优势等方式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做法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实际功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加强调解纠纷队伍素质能力建设、积极拓展调解工作新领域、积极培育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等途径予以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