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建设关键与浙江“千万工程”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在阐述我国乡村建设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三个重要关键,一是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力量;二是既要解决有效供给,又要重视有效管护;三是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配置。在阐释浙江“千万工程”实践及其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浙江“千万工程”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启示,即在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治理中,应探索建立“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也就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以及“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以充分发挥不同制度对行为主体在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和营运管护中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城市社区“企业”的角色重构——基于治理理论的探究

治理理论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观中继保护型民主理论之后政治学知识再生产的选择,其与城市社区建设的融合形成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的三大主体之一——社区＂企业＂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和抛弃,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缺失部分。通过分析治理理论与社区＂企业＂的融合,重构了物业管理企业在社区中的角色,即坚持业主委员会主导下的社区治理主体。这种新的分析角度,相信对未来社区治理的研究会有很大裨益。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     

党建引领视角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天长市农村社区“1+N+X”治理实践分析

党建引领在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起主导作用。基于党建引领的理论视角,天长市基层党组织通过对“1+N+X”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引领、制度引领和价值引领,为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奠定了自治基础,筑牢了法治底线,注入了德治理念。研究表明,自治、法治、德治绝非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党建引领下以自治为基,法治为纲,德治为根,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和谐共生的融合关系。为持续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的有力互动,坚持规则约束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实现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的有效衔接。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结合形态——基于高桥镇“三团”实践的分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对于加强乡村治理提出的一种新要求。这一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三治”结合的形态为何?本文在阐明自治、法治和德治主要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分析作为“三治”发源地的桐乡高桥镇“三团”实践,提出了“三治”结合中的嵌套性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嵌入于乡村紧密型利益关系中,通过以体现个体权利为主的“自治-法治”机制,和以体现共同体作用的“自治-德治”机制,共同调节乡村社会事务的处理。     

“千万工程”经验助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起点,全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问题导向、科学路径、精准治理为增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参照样本。“千万工程”通过丰富乡村治理组织资源、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提供了树立乡村系统治理理念、优化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利益、创新乡村治理实践方法的经验启示。基于此,在未来改进乡村治理中应健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聚焦农民关切,突出民生导向;构建共治格局,改进治理效能;坚持统筹推进,强化多元保障。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村文化礼堂:耦合逻辑与价值输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和乡村建设的总方针,农村文化礼堂则是乡村振兴的一个载体。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文化礼堂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大目标发生不同程度的耦合。然而受到不同制约因素的影响,农村文化礼堂的多维价值输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为此,要通过确立实效性与创收性结合的建设运行理念、完善引导性与多元化结合的参与主体结构、构建广泛性与全面性兼备的主体教育机制、打造借鉴性与创新性互补的活动开展模式、建立规范化与多样化兼备的成效考评机制等措施促进农村文化礼堂价值有效输出。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

[提要]“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论。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自治是主要内容,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辅助工具。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传统农村和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在建设环境上有所不同,传统农村以人口流出为主,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单一,事务复杂性低,面临德治影响广泛,法治薄弱,建设动力不足,建设能力有限的挑战;城市化了的农村以人口流入为主,第二、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多元,事务复杂性高,面临法治影响广泛,德治薄弱,建设难度较大,建设优势未被充分利用的挑战。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正视中国农村具有显著差异的事实,坚守完善自治主轴线,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进自治的原则,区别对待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应强化法治建设,提高建设热情,增强建设能力,城市化了的农村应强化德治建设,正确认识建设难度,充分利用建设优势。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逻辑看西部乡村治理与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推动乡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大战略,它既具有战略层面上的宏大,又具有乡村治理层面上的具体,有效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当下的西部农村可划分为四种类型:近郊村、资源村、贫困村、普通村。不同类型的乡村发展需求不一,治理侧重不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乡村治理在微观层面具有较强的耦合性,这一战略布局引领我们构建西部乡村有效治理的四个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当下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目标引领,在贫困乡村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成为现阶段的共识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动力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特色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助推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保障引领,营造有序、安全和正义的发展环境;"全面从严治党"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组织引领,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三农"工作队伍。     

“一核多元”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作用机制——基于宁夏银川市X区的实证研究

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是呈现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重要标志,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主体体系成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实践。研究发现,作为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对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保护作用。其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方面,提升社区党支部星级、增加居民小区党小组数、增加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密度和成立业主委员会,均可直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另一方面,居民建立社区社会关系网络与社区参与是“一核多元”治理主体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居民小区党小组、个体因素等通过促进以上两个中介因素间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此,应当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促进居民社区归属感。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城镇化”——论乡村、城市文化在乡土作家内心深处的纠结与嬗变

纵观现当代文学,乡土作家的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被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纠结着,而且乡土作家对两种文化还要忍痛作出选择。由于这种选择受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宰制和牵引,其选择从整个历程上看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城镇化＂的演进过程。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农村财政与乡村治理的逻辑关联和治理维度分析

财政问题不单单是财政本身的问题,更是治理的问题。农村财政内生于乡村治理之中,并通过财权-事权平衡、"一事一议"和转移支付等机制,影响村级治理、县域治理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财政还主张分配正义,注重赋予乡村治理以新的伦理价值,由此乡村治理的民主内涵更为丰富。乡村治理能够通过治理财政解决治理机制和治理价值的问题,切实为化解诸如村级治理、县域治理及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难题提供思路、借鉴和反思。     

文化建设与城市社区治理——武汉百步亭社区的实践研究

在对武汉百步亭社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百步亭社区从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活动入手展开的文化建设,并深入分析了百步亭社区文化建设取得的文化治理成效以及百步亭社区文化建设的提升空间。社区文化可以为社区治理提供长效动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充分激发文化的治理功能,促进社区治理实现自治、德治、善治的有机统一。因此,文化建设应该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村支两委“一肩挑”与乡村治理——基于复合科层式治理的阐释

村支两委“一肩挑”是一项旨在增强党在乡村场域内治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并表现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必要性考量,也为基层治理的党政统合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试验。通过对科层制与复合科层式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复合科层式治理兼具政治与行政融合、权力结构糅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嵌以及行动主体角色均衡等多维复合与叠加优势。复合科层式治理理念在村支两委“一肩挑”层面形塑了“党政融合”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双向赋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融法于情”的复合型制度结构以及“三重代理”的复合型角色结构等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效能。在复合科层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以党建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为其注入了精神内核与价值动力,因而担任两委“一肩挑”角色的村庄组织更需要注重群众路线的实现以及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全过程民主。     

乡村振兴中农村基础教育的“空心化”困境及治理

农村基础教育的现代化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实证调研发现,农村教育扎根的社会基础正在转型变迁,高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阶层竞争、社会舆论的污名化评价与城乡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现实之间相互耦合,共同驱动农村教师和学生的双向流出,乡土教育面临主体流失的“空心化”困境。该困境在导致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同时,留村师生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损,造成文化贫困的代际再生产和乡土教育公共性的式微。由此,应从农村基础教育成长的社会环境出发,加强政策层面的资源和制度供给,引入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灵活参与,使用数字赋能家校连接与合作等,多管齐下助推农村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转型。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村改居”小区中的自办物业与社区治理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村改居"成为村庄转型的一种选择。政府主导下的"村改居"容易形成后期管理中的物业难题。"村改居"小区中的物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准公共品供给问题,同时还夹杂着转型村庄中的治理问题。通过自办物业的方式,村委会既能完成物业管理任务,又能借助"物业办"完成村庄治理工作,在村委会和"物业办"之间,形成互相支持、有效运行的平衡网络,保障社区共赢。自办物业存在着一定的困境,困境产生于村庄转型过程中,应当由政府和基层组织共同面对和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