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缅甸独立前的克伦民族问题

克伦民族问题在缅甸独立前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从而给日后的缅甸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英国和缅族这两个因素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克伦人本身的因素则上升为主要的矛盾方面,这是由于部分克伦人(特别是其上层)顽固坚持独立建国并拒绝各方为其所做安排的结果。通过对缅甸独立前几个重大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偏激的克伦民族主义正是灾难的根源。     

毒品与内战的政治经济学——以缅甸为例

内战与资源的关系,是内战研究和资源诅咒理论致力于探索的重要问题。定量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往往难以达到共识,原因在于资源与内战之间呈现了复杂的内生互动关系,同时不同类型的资源对于冲突的影响也有显著差异。本研究以缅甸为个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毒品和内战之间的关联。缅甸内战爆发是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与建国后有失公平的民族政策所致,是典型的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族群冲突。但几十年的内战催生了畸形的鸦片种植与海洛因经济。通过梳理和分析缅甸中央政权与地方武装的互动、冲突以及妥协,以及与其伴随的毒品经济的发端、蔓延和遏制过程,本研究分析了缅甸现代毒品经济的巨大利益网的形成,平民、地方武装、反叛组织及政府在其中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对和平进程推进的阻碍。从缅甸案例可以看出,尽管冲突并不是由毒品经济利益所触发,但一旦爆发,边境山区等典型的反叛区域就极易滋生毒品经济,而毒品经济重塑了各方利益,从而为冲突解决蒙上了阴影。身处冲突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要杜绝内战所引发的内生动力,平叛时既要做到必要的妥协,也要注重国家能力的全面和有效投射。     

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

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跨界",而在于主动和被动的区别,跨界民族是被国家主权政治分割的产物,而跨境民族是民族主动跨境即移民的结果。有人把民族理解为政治实体,有人理解为文化实体。跨界民族必然否认跨界民族的成立而用跨界人民来代替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则证实跨界民族的成立。一般来讲,跨界民族问题远比跨境民族问题要严重得多,但不排除特殊例外,如"9·11"事件。"9·11"事件是跨境民族问题而不是跨界民族问题。引发跨境民族问题的主要条件是跨境民族与所在国的文明的不兼容或不相容。     

论城市民族通婚与城市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

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城市民族通婚的现状,认为兰州市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民族通婚,且回族散杂居区民族通婚的发生相比回族相对聚居区要容易.总结出城市民族通婚的影响因素即宗教因素、居住格局、群体态度及群体规模、教育水平、工作单位以及城市民族通婚的发生条件即文化交融与结构交融的程度.笔者认定,较低的民族通婚率不能说明城市民族关系不融洽,需要其他变量来互证;由结婚反映出的民族关系多为夫妻、家庭、亲戚等关系掩盖,民族离婚现象则会对局部民族关系带来一定损害.     

论当代民族问题特性

民族问题特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民族问题特性的理论探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中明确指出:“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回顾民族问题特性理论的发展,准确把握民族问题特性的内涵,正确认识当代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规律,是目前理论界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民族院校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调查与分析——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

文章以广西民族大学12个学院20个班级645个学生为样本,调查民族院校女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反映当前民族院校女大学生的择业态度和就业取向,分析影响民族院校女大学生就业的主客观因素,并通过对比同龄男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探讨了该群体在未来就业时的优势和不足,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近年来缅甸国内的民族冲突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影响

缅甸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冲突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缅甸政府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缅甸国内的民族冲突有所缓解。但近年来,缅甸国内的民族冲突又有所加剧,在部分区域较为激烈,这既有历史的根源,也有现实的复杂原因。缅甸国内的民族冲突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构成了多方面且较为严重的威胁,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在西南方位的实施效果也将产生重要制约。     

西部民族教育的现状、问题与任务--以四川民族教育为例

文章以四川省民族教育为例,通过详实的统计数据和调查资料,展示了西部民族教育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揭示了西部民族教育存在的严峻困难、问题以及面临的十分紧迫而艰巨的发展任务;指出西部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须十分重视教育开发,要树立超常规发展教育的思想,切实转变观念,采取各种措施,实现西部民族教育的快速发展.     

清末民初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以蒙古、西藏、新疆地区为例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利用民族、边疆问题,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散布分裂主义,策划“独立”,以达到其侵吞中国边疆领土和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共同的命运,促使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政治纽带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这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一致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并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抵御外侮,共创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始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运行的主轴。     

论新世纪民族问题与民族自身发展——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文章就新世纪我国民族问题以及民族自身发展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民族自身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硬道理,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实施民族发展,建设文明民族的重要途径。     

关于族群与族群认同的讨论

族群及族群认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进中国来,一直与民族与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认同等概念的辨识争论不断。本文综合各种观点,提出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及其使用必须兼顾这两个词的来源和使用历程以及在我国的使用习惯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位认同和客位认同的区别,二是族群认同具有场景性。     

侗族糯稻种植的历史变迁——以黔东南黎、榕、从为例

侗族及其先民在历史上曾以种植糯稻为主,在此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文化体系是侗族特有的社会文化景观。然而,历史上,自从中央王朝的统治逐渐深入,侗族及其先民的糯稻种植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府一系列糯改籼政策的实施,侗族的糯稻种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种植面积不断减少,由此使侗族的传统社会文化发展趋势发生转向,许多民间传统育种方式和糯稻品种也此过程中消失,侗族完全被裹协至现代性的发展轨迹。在环境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下,对侗族糯稻种植演变的这一历史过程进行梳理,旨在说明知识与权利对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移动与生存:跨界民族的适应与教育活动——以延边朝鲜族为例

就人的社会意义而言,文化是其生命力之所在。特定文化能否得到有效传承,直接决定着特定人们共同体继续存在的可能和意义。从人类历史来看,传承文化的方式和途径丰富多样,其中最直接、最有效而又最具形式化特征的方式和途径毫无疑问就是教育。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迁徙移动特征显著,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发展机遇而形成跨界移动的突出特点。在适应不同生存环境、积极应对生存发展和竞争压力的过程中,朝鲜族发展了特色浓郁的教育文化,形成鲜明的教育信仰,增强了朝鲜族的集体意识,在传承朝鲜族文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双江傣族饮食文化研究

双江傣族饮食文化是稻作民族文化与双江独特地理环境熔铸后,结合传统智慧就地取材,融信仰于饮食,生存于自然而师法自然并食法自然的产物,其独特的物质形式下蕴含着简约之美、和谐之美和傣族朴素的生态观,具有普适性的饮食文化哲学观、人生观,保留、传承着傣族饮食文化的精髓,也弥补着现代社会人们对饮食文化精神解读的缺失,成为弘扬傣族饮食文化的经典。     

族群认同的宗教性建构——以兴蒙乡蒙古族为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在云南兴蒙乡的蒙古族人,获得了正式民族身份,民族意识逐渐增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传统信仰复兴的大背景下,通过把当地原有的关圣宫改建为三圣宫,发明一整套祭祀祖先三圣的仪式,并在新近创造的忆祖节和从内蒙古引进的那达慕节等重要场合展演加强这种新的信仰和仪式,完成了一种三圣信仰的新宗教体系及其自我再生产机制的构建,通过宗教信仰的途径实现了建构和表达自身族群认同的愿望。当然,这一系列宗教性的族群认同表达方式的发明,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当地的原有信仰与文化,因而能够有效的表达与持续维系当地人的族群认同。     

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考察——以云南昭通青岗岭乡为例

民族关系指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具有特定民族内涵的特殊社会关系。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市青岗岭乡的居住格局、族际交往、族际通婚及其态度的社会学考察得知,混杂居模式和深入持久的族际交往有利于促进积极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宽容,而宗教信仰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次因素。     

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的思考——基于昆明市6个民族乡的案例研究

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补充形式,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数量急剧减少。受利益驱动导致的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凸显出政策失效、措施缺位、角色错位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为处理好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考虑健全民族政策法规体系,制定综合配套措施,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强社区组织协调,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等建议,逐步引导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乡撤乡建镇、改办规范、有序推进和健康发展。     

从“任性”到“和解”：当前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源与伦理策略

任性,使得金钱与权力这些现实世界中的伦理普遍物失去了伦理本性而成为任性个体的欲望存在,甚至沦为社会冲突的个体行动工具。任性的道德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任性"普遍物的道德冲突,产生了"道德贱民"与"服务的德行"腐化;其二,个体性与普遍物之间的道德冲突,凸显市民社会"有财(富)而不富(足)"的贫困现实及官民对立的矛盾;其三,个体性与个体性之间的道德冲突,表现为"不行动主义"的道德冷漠以及"行动主义"的道德绑架以至"丛林主义"的暴力伤害。现代多元化民主社会中不能简单地排斥任性的特殊性原则,但也不能任由其"虚无化"的发展,而是在与伦理性的调和统一中得以保存,这就是和解的道路。这需要:第一,制度上的和解,即通过制度的历史变迁实现对公共领域的规范性重构;第二,重视家庭作为和解的中介机制,介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家庭是培育个人与共同体统一的情感与规范的训练场;第三,个体间的和解,他者的在场是对任性行动的自我否定,是自我与他人和解的前提;最后是自我的和解,行动的动机与理由统一,人格同一性的实现。     

保险投资监管法律问题的思考

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     

民族和解的德法模式及其对中日和解的启示

民族和解是敌对民族之间结束冲突、实现稳定和平的根本。二战时期,中日民族与德法民族都曾发生过战争,但今天二者却面临完全不同的命运。德法民族已经实现了彻底的和解,重新塑造了欧洲地缘秩序。民族和解的德法模式包含三个特征:加害民族积极承担战争责任,并实现对国内社会的系统改造;实力强大的"第三者"积极推动,为民族和解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害民族与受害民族相向而行,推动民族和解的动力从共同利益转向共同认同。与德法和解形成明显对照,目前中日和解正面临着"烂尾化"的风险,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显的单边和解倾向、共同认同的缺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分离等等。当前,中国正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民族和解德法模式的积极经验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