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World History Perspective： From a Universal to a Particularistic View of History

关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实质是普遍史观和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和建构,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过程;而从俄国革命所提供的“俄国道路”与“俄国方式”到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恰恰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史观到普遍史观的回归。在建构中国史观的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和现实发展经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晚年东方社会思想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俄国道路”和“体制嬗变”是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Global Development Equity： Its Ethical Nature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Essence and Problems of the ＂Theory of China＇s Neo-colonialism＂

全球发展公正性是权利伦理与责任伦理、现代伦理与历史伦理、主体伦理与生态伦理、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的具体统一。全球发展公正性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对现代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总体逻辑”进行更加全面的把握,需要观念、制度、行为等方面的全面蒯整。在权利与责任的具体历史统‘中,“有限全球权利与有限全球责任相统一”是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重要原则。“中国新殖民沦”与西方中心论有内在相关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及其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历史推进,是对“中国新殖民沦”的实践批驳.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ty

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求确立以建设为核心的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构造一套符合全球化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及长治久安、并具有自检与防御机制及能力的开放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     

“好父亲”的社会建构——基于“情境—身份”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境—身份”分析框架,以15个家庭父母双方的访谈资料为基础呈现当代中国社会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机制及后果,结果显示：在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交往情境、抚育情境及消费情境中,“好父亲”的社会建构表现为父亲身份与抚育者角色和家长角色的聚合以及与消费支柱型角色的偏离;由于缺乏结构层面的角色模范,行动者层面的父亲身份建构呈现出个体化与模糊化特征,“好父亲”的展现严重依赖于母亲的配合表演。上述发现有助于将“父亲身份的社会建构”带入家庭与性别社会学的研究中心,还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性别平等进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SPECIAL ISSUE： SPACE PRODUCTION AND URBAN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Capitalization of Space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正在飞速进行。与经济进步相伴随,出现了众多的问题,如大城市中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浪费与匮乏并存等——这只是可见的表面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在城市化过程中,空间的资本化使用导致了城市文化、城市样态、自然环境等差异性的丧失,这将使人的存在更为物化、功能化与功利化。本文认为,指导空间生产的价值观念是促使上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只有改变以往的以“技术和资本增殖”为核心的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念,建构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才能对抗空间生产的资本化洪流。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以中国边城为例

本文以艾滋病为例探讨社会应对风险的可能路径,分析了“中心”与“边缘”两种治理模式的互动过程,进而挖掘社会创新的可能性。“中心”逻辑以保卫社会之名推行规范性教育话语,并在实际运作中固化秩序,追求成本效益;“边缘”逻辑则在特定善的理念引导下进行探索性社会行动。二者是当代世界应对风险的体制性道德驱力。随着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境况从被排除翻转为例外性纳入,由此体现了当代世界生命治理的元结构。中国边城的感染者同伴小组内嵌到中心体制之中,促使感染者人口更加平稳地进入医学体系,同时也开启了全新的社会行动领域,激发了生命活力的涌现。艾滋病作为社会实验所彰显的边缘能量,对探索社会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潜能有着深远意义。     

Constructing Core Val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mplex Modernity”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三大张力之中。这三大张力彰显出确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是我们认清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把握中国发展历史趋势的思想坐标。为解决难题,需要建立“复杂现代性”理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中国面临挑战的分析框架和探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法论原则。同时,需要建立与“复杂现代性”相应的思维方式,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     

Guanxilization or categoriz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面对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需要以变迁与文化的视角来选择研究问题,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转换的可能与条件,正是一个体现着双重视角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凝聚力、群体行动的逻辑,讨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类别与个人的关系;也有助于培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从而促进社会合作。与以往单～机制的分析框架不同,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中国人“我们’概念是在社会情境的启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之下,经由相互交织的“关系化”与“类别化”双重过程形成的。     

两种社会建构: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

在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全面成长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不是一党领导的国家中政党与非政府组织的简单关系,而是转型国家不同社会建构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的核心,非政府组织是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的主体力量。所以,非政府组织的全面成长对中国共产党具有内在的挑战性。基于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要保障其领导地位,就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中协调好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为此,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的社会建设来重新定位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以实现政党主导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     

发生认识论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关于历史文化心理学的思考

本文试运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有关理论,对中国文化—心理图式的发生和建构过程作了一些初步分析,认为中国文化应当追溯到统一在巫术礼仪活动中的原逻辑思维和伦理意识的原始文化—心理图式。就思想与文化—心理的内化外化问题(即“集体表象”、“集体原型”的积淀凝聚问题),中国文化的同化建构特点以及时下流行的“五四文化断裂说”等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以中国文化—心理图式的不断建构过程为对象的历史文化心理学的建立,可以促进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     

元宇宙“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还是建构中心化

元宇宙即将开启一个新的虚拟“数字共同体”网络空间。数字个体与平台资本的博弈引发了“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讨论。共同体概念具有多维视角,马克思、滕尼斯、安德森等都对共同体进行了不同的阐述。马克思用“抽象或虚幻的共同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本质,滕尼斯用“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揭示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安德森用“想象的共同体”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问题。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数字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逻辑”都在从不同视角确证着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矛盾统一,去中心化以凸显主体身份认知、塑造独特交往实践、建构数字伦理得到确证,中心化以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数字中心化”,生产关系三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的“关系中心化”得以确证。     

Great Transformation:End of the Villages——A Study of the Villages Located in Southern Urban China

本文是中国发达地区村落终结过程的记录和分析。作者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的调查发现,村落终结的艰难,并不仅仅在于生活的改善,也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作者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建构村落城市化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以便能够在理论上复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村落非农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全过程。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

从建构一种成熟理论形态的标准来考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未完全概括出通用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仍存在理论研究中“标签化”、政策研究中“边缘化”、研究范式的“虚化”等问题。唯有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才能够增强对经济实践的理论解释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是单一或零散的若干原则,而是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的体系,具体可归纳出生产关系维度上“致用”的方法论、生产力维度上“实用”的方法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互动演化维度上“适用”的方法论等核心范畴。     

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并产生了许多经验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异于对社会问题的常识性理解和传统的研究视角。该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题不是“有问题的”客观事实或状态，而是这些事实或状态被宣称成为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过程。经由这些活动和过程，社会问题建构性地存在着。本文通过与传统社会问题理论的比较，着重探讨建构论所进行的社会问题新的理论研究转向及其启发意义。     

和谐景况：差序格局与仁礼纲常

差序格局可以从个体中心和社会整体两种视角得到更完整诠释,人格差等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不同”之和的必要前提。“不同”之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落脚点,仁礼纲常以“和为贵”为出发点并以“和而不同”为依归,进而在古代中国和谐景况的建构过程获得语境化的正当性。     

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Implications of Large Burial Sites of Songze Culture

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在距今五千七、八百年以前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古国”^1阶段。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率先开始社会重大转型的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也不是以古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而是崧泽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该遗址的发现还表明,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古国”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有的是神权至上,有的是王权至上,从而导致其发展方向和发展前途的不同。     

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秩序建构

单位制解体后,在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控制”命题已经逐渐让位于“利益整合”命题.代表“国家”的制度化行政管理网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利益分化,这使基层社区权责型参与者之间产生了行动不一致.代表“社会”的居民或居民自治组织也并非是完全团结的,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常使“社区自治”陷入需要权责型参与者重新介入才能达成的尴尬境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秩序建构中的“悖论事实”要求我们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与理论都必须创新.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互斥还是互补?

一般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观点冲突、意见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两种主张。本文在对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概括归纳基础上,通过对两种理论的论题、独立性、历史关系等几方面加以分析,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分别揭示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具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ree major topics for discussion in current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广阔的语义空间,提示了种种可能的思路,但它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的这一根本缺陷,以及其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范畴的简单转换,更不是用中国传统哲学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民族形式”;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绝不能忽视实践对文本的任何一种“重读”,对哲学体系的任何一种“重建”,在根本上是现实的实践活动所激发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百年历程、重大成就与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构确立了历史起点,也开启了其百年建构的历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部署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年建构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产生了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创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取得了系列重大成就,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