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方法

<圣经>的解释权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消除神学家在<圣经>解释上的偏见,从而将解释<圣经>的最高解释权利还归大众,斯宾诺莎在严厉驳斥以往流行的、敌对的<圣经>解释方式及各种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考求<圣经>真意的最准确的方法",同时又对其诸多"难处与缺点"作了深入剖析.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方法及理论,对之后科学地解释和批判<圣经>以及西方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柏拉图神话诠释思想与《圣经》解经传统的内在关联

诠释学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作为古希腊传统诠释思想的重要代表,通过对神话的诠释形成了神话诠释思想。而中世纪解经学家则是在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圣经》的诠释形成了解经传统。从历史的传承性来看,柏拉图神话诠释思想与《圣经》解经传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揭示这种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诠释学传统的历史渊源及演化方向。     

《圣经》汉译中的本土化阐释策略

《圣经》汉译历史由来已久。最初的《圣经》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以进行本土化阐释。《圣经》汉译过程中采用了用中国儒道释学说来比附基督教学说的格义与附会的具体阐释方法。     

《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

《圣经》作为基督宗教的原典,其翻译是伴随着该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而发展的。在有据可考的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圣经》汉译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文化资本,进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共生、相融。透过《圣经》汉译文化资本化的分析,可以为《圣经》汉译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并对《圣经》汉译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圣经》哲学思想初探

《新旧约全书》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的圣经,一千多年来,对许多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对圣经的研究,思格斯曾专门写了《启示录》一文对圣经作了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恩格斯指出:“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0页)     

首部汉语《圣经》词汇研究——以《圣经直解》虚词为例

阳玛诺神父于1636年完成了十四卷著作《圣经直解》,该书翻译了《新约·四福音书》26.5%内容,是现存最早、篇幅最大的汉语《圣经》,并对后世汉语《圣经》产生了非常大影响。对此书中虚词尤其是助词使用情况的统计、举例、分析,与“白徐”《圣经》和《古新圣经》对比,以及意义相同（近）书面语与口语使用情况比较,探究了《圣经直解》在翻译中选词、用语的重文言特色。     

从哲罗姆翻译的《圣经》看翻译中的顺应倾向

西方古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的混乱现象,并使《圣经》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该教在1546年宣布其为教堂认可的版本。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哲罗姆提出了翻译要“活译“、“要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反应了其本人为了顺应读者、宗教权威及其自身翻译风格的需要。本论文旨在对其《圣经》翻译中顺应倾向做进一步的探讨。     

希伯来《圣经》和中东上古文学

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全书》)是如何产生的?西方神学家们解释说:“希伯来人有一种奇特的本能,即对上帝有敏锐的感觉”,“上帝并未忽视任何儿女,只是希伯来人能把上帝的启示显示给世人,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便成了人类的《圣经》”。这种千余年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理论,近、现代遭到日益猛烈的冲击:尤其1872年英国考古学家乔治·斯密斯发现“洪水泥板”后,中东地区(即黑海、     

《圣经》、英美文学及与四十相关的《圣经》典故

本文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简要地阐明了英译《圣经》对英、美文学的巨大影响 ,并从语言与文化的依存关系说明了解《圣经》对英语学习者的重要性。《圣经》中有的数字出现的频率很高。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与四十相关的《圣经》典故 ,为数字串联《圣经》以便利学习记忆提供了一个范例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新论

阿尔都塞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科学主义的解释,并提出“认识论断裂”的学说来说明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期思想的差别,认为马克思思想经历了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向科学的转换。他以“认识论断裂”为立论基础,以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学说割裂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承接性,但其理论努力和探讨也提供给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释方法和研究思路。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爱默生文学《圣经》中“自我、诗人和哲理”暗合了《圣经》中耶稣“神、神迹和神谕”三大主题。《圣经》千百年积淀的主题塑造了爱默生的文学和思想,既从无意识的层面给他烙下了《圣经》的印记,又从文化意识层面赋予他文学创作中无穷的灵感。对于常常被诟为缺乏系统性的爱默生思想,可以从《圣经》主题角度概括：“自我、诗人和哲理”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是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     

《边城》空间叙述探析

沈从文《边城》构建了一个有形的可视空间和心灵意义层面的无形的模态空间。在描写自然山水和人物时呈现出的和谐的＂丫＂或＂三＂型空间结构之有形空间中,浸透着作家有关人性、文明以及社会人生的悲剧意识,由此而展现出一个深层次的悲剧式的审美空间,并超越历史凝成永恒的审美理想和经典印象。     

先锋的延续、叙事的演绎及其历史化——论毕飞宇笔下的“历史叙事”

毕飞宇的＂历史叙事＂,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中一种独特的叙事类型,曾为考察先锋文学经验在90年代的继承、延续提供了重要例证。围绕时代背景、作家观念,从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主题、技艺、经验和人性等角度展开探讨,不但可以印证文学史前后的沿袭关系,而且能够呈现90年代历史叙事的演变与拓展。毕飞宇的创作曾为历史叙事注入了活力,并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提供了新的经验。     

从生命出发——论熊育群“新体验”散文的三美

熊育群在散文中坚持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表达了他对大自然中每个生命的敬畏与赞颂,体现了一种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的庄严美,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同时,强烈的“异乡人”心态让他关注迁徙者的历史,深情而忧郁地表达其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绵远乡愁.其注重生命体验的散文语言具有浓郁的诗性美,拓展了散文审美空间.     

从电影《澳大利亚》看和谐自然观与多元文化主义

《澳大利亚》是一部被誉为解读澳大利亚国家社会与文化的史诗电影,它是澳大利亚国家历史和社会各种族关系发展的缩影。本文拟从土著人的文化习俗和白人殖民的背景内容以及电影的演绎角度来探析土著人的和谐自然观和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一个由种族冲突走向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     

“大题材”、“第一手”、“高层次”——从《邓小平改变中国》看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写作

叶永烈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他的纪实文学写作坚持＂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原则,但对其内涵并未解释;评论界论述叶永烈的著作时也多次引用这一说法,对其具体含义也未界定。笔者认为这三个词精准的概括了叶永烈纪实性史传文学创作的特点,笔者还结合叶永烈的创作实际,对＂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调序,即＂大题材＂——政治题材的独创性、＂第一手＂——史学的科学理性、＂高层次＂——文史结合的兼容性,并尝试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精心创作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为切入点,分析叶永烈史传报告文学的这三个特点以及叶永烈这三点的创作经验对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意义。     

黄仁字的中国“长期革命”论述略

黄仁宇在其众多著述的一些篇目中对中国长期革命进行了阐述,他所倡言竹中国长期革命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改造。长期革命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它的过程复杂曲折。在20世纪长期革命实现突破性的发展,这表现为国民党重建了高层机构,共产党改造了低层组织,邓小平及其后继承者重订上下层之间的联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黄仁宇以长期革命论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做了重新审视,颇有新见。长期革命论的形成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关联。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长期革命论也有相当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