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不起诉之自由裁量权

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刑事诉讼的价值功能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惩罚性向惩罚与教育并举的方向发展,犯罪嫌疑人被带上法庭受审不是最终目的,在起诉阶段进行分流的主张已得到法学界的广泛接受。这就是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从理论和立法方面进一步确定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性质、适用范围和价值,使不起诉裁量权与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相适应是法学理论界面临的任务。     

比较法视野下的暂缓起诉制度研究——以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为范本

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暂缓起诉制度,在适用案件范围、裁量依据、是否需要事先征得法院同意、处分方式、确定力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廓清这些差异,并在坚持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基础上,我国更适宜采取暂缓起诉而不是附条件不起诉的称谓。暂缓起诉制度的试点,在实体法上有刑法第37条为依据,在程序法上,可以对诉讼期间中止采取扩大解释的方法寻求依据,因而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以暂缓起诉为平台,展开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并建立与社区矫正的衔接机制,将极大地有利于我国起诉制度充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司法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研究——以50起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为样本的分析

近年,我国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数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一系列法官职务犯罪案件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案件在社会环境、职业身份、构成罪名等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规律性。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客观现象。导致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趋势,市场经济的逐利特性对司法人员脆弱的法律信仰和职业伦理形成严重冲击,司法权运行受制于其他权力因素导致司法权行政化、形式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法官职业伦理教育缺失和司法权获得的制度缺陷使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有机可乘。司法人员职务犯罪防控机制是一项多元的社会工程,需要标本兼治,治本需真正实现审判权独立。     

法系的产生与存续——以西方两大法系为考察对象

通过考察各个法系的产生、消亡与存续来实现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结合,从而实现对法系的整体研究,这一研究主要围绕当今西方两大法系展开。在许多法系因为各种原因消失之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以其各自的特征成为世界其他法系学习的对象,而两大法系也通过相互学习保证了自己的存续与发展。     

试论两大法系民事诉讼模式之分野——以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为视角

以辩论主义作为民事诉讼模式界定标准的核心难以真正揭示民事诉讼的体制性特征,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要反映的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作用分担的状况,并以何者在证据的收集和事实的调查以及诉讼程序的推进占据主导性作用为其主要的外在表征,对民事诉讼的体制更具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因此,以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作为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标准比之辩论主义更为合理。以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作为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标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不应当归结为同一民事诉讼模式。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以《行政诉讼法》为对象的分析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一方面有利于行政管理能动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也对法治社会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规制,是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作为诸多监控手段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司法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广度、深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致使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存在较多缺失。因此,应从这两方面着手,完善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从起诉期限看确认无效判决功能定位的转化——以新《行诉解释》的观点转变为视角

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判决是否应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行政诉讼法》上并未作特别的规定。在司法探索中,法院从不同的逻辑进路形成了法定期限说、酌定期限说和无期限说三种学说。其背后是出于对行政行为的性质、影响范围、程序成本等问题的多重考量。归根结底是对确认无效判决作为"对个体权利的特别救济"的功能定位。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出台,对申请确认无效的案件确立了"一律进行实体审查"的规则,一方面暗含了确认无效判决不适用起诉期限的观点,另一方面还隐含了确认无效判决的功能定位从个体权利特别救济向对行政的司法监督面向转型的效果。     

知识产权被许可人的诉权性质探析——以二元知识产权体系为理论视角

当知识产权遭受到侵害时,不仅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知识产权被许可人的权益也受到了损害.然而,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中,被许可人的诉权性质如何,尚无定论,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我国有关的法律对被许可人的诉权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是关于被许可人的诉权性质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在二元知识产权体系理论的框架下,上述问题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论国家绝对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以美国FG公司诉刚果案二审判决为视角

如何确保香港法院在基本法的框架内履行其权能,一直被视为维护“一国两制”原则的重要课题.香港高等法院关于美国FG公司诉刚果案的判决,引发了再度审视香港独立司法权的范围及属性问题.法院在该案涉及的国家豁免问题上适用了限制豁免原则,这与中国政府所一贯坚持与倡导的绝对豁免原则大相径庭.笔者认为,本案判决明显违反了基本法第13(1)条和第19条规定.即使中国在将来有可能适用限制豁免原则,但该立法权属中央政府的专属权力.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有限上诉权之构建——以376例认罪认罚上诉案件裁判文书为样本

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审程序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尽管权利保障是刑事法治不可偏废的价值依存,但是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行为的双面性易使制度设计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滥用诉权的现象已招致诸多负面效益。应将认罪认罚后的上诉权划分为绝对上诉权和相对上诉权,一审判决结果违背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价值理念时被告人享有绝对上诉权,相对上诉权可以分为有因上诉与阻却上诉两种情形。在防范限制上诉权带来风险的同时,达致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与制度规范运行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助推认罪认罚上诉程序步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唐代地震灾害初探——以两《唐书》为例

我们以两《唐书》地震资料为中心,并参照《册府元龟》、《唐会要》等诸史籍,对唐代地震记录做一较为详细勾稽,并就唐人对地震的认识以及唐代地震记录的不均衡及其原因进行初步探讨。唐代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获得了高度发展,但对地震的认识及地震的记录情况并未超过前代。此外,唐代的地震记录在地域上亦极不平衡,这可能与文化发展程度相关,大抵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保留下来的记载越多。同时,与政治中心所在地亦相关联。总体而言,京师地区或与京师地区越近,有关地震记录及灾情记载就越详细,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地震记录的一个共同特征。     

发展县域经济的新问题与新对策——以广丰县为样本

世纪之交,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五大新问题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与培育新的增长点、分税制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银行商业化与新投融资体制构造、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过剩人口大量发生与小城镇建设,等等。以江西省广丰县发展过程为样本,解决这五大新问题的基本对策主要是积极推进“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努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起点、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中国世俗化的节点和标志——以春秋战国之交的孔子和孔学为研究样本

春秋末期的中国仍然人神杂糅,故各级贵族均集政治领袖、宗教教主于一身,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战国初期的中国即已人神两分,神权政治时代结束,世俗政治时代开始,故贵族只是政治领袖,不再是宗教教主,国家治理实行世俗政治。春秋末期的古“儒”仍然是政教合一的教士和乡绅,战国初期的“儒家”只是国家治理之学及其衍生学科的世俗学派和学者,孔子既是春秋末期的古“儒”,又是战国初期的“儒家”。春秋末期的“儒书”仍指人神杂糅的六艺和孔子师徒语录,战国初期的“儒书”已仅指孔子师徒的世俗政治语录,孔子师徒语录既是春秋末期人神杂糅的“儒书”之一,又是战国初期世俗政治的“儒书”。总之春秋战国之交短短八十二年时间,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治理学者、治理文献均急遽世俗化,可见：一,这一时间节点就是中国结束神权政治时代,进入世俗政治时代的关键历史节点;二,孔子和孔学的世俗化就是中国结束神权政治,实行世俗政治的重要标志;三,战国至今国家的世俗化,“儒学”和“儒书”的世俗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五言律诗定型时间新考——以李父《次苏州》为例

唐代的五言律诗定型时间尚存争议。《次苏州》是李父现存诗作写作年代最早的五言律诗。考察其声律特点之后进而发现,他的41首近体诗都完全符合格律,因此这一首诗就有了声律研究的不寻常的意义,可以推定五言律诗的声律形式在此之前已经确定。再将它与写作年代相当的其他诗人的作品加以联系,便形成了高宗朝后期至武则天朝前期大量的诗歌完全符合格律的连环论据。还可得知彼时的诗歌声律理论不仅对宫廷诗人有影响,而且已经扩展到京城之外,格律已经成为诗人群体共同遵循的固定格式,因而可以论定这一时段为五言律诗定型的时间,而不是迟至武则天朝后期。     

行贿罪司法控制策略的实证分析与省思——以106份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2019年行贿罪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我国在行贿罪的司法控制策略上虽打击力度有所提升,但打击重点不明,量刑不均衡。其原因在于司法实践对行贿罪的刑事政策出现选择困境。为更好地实现对行贿罪的打击效果,应当对行贿罪采取"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并从扩大行贿罪的处罚范围,规范量刑情节的运用,区分打击重点,坚持刑罚的轻缓化四个方面完善对行贿罪的治理对策。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之国家观刍议——以两部《劝学篇》为中心

国家观是一种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某个历史阶段人们对国家的看法的真实反映。19世纪末,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各自写成《劝学篇》,以求救亡图存、文明开化和国富民强。虽都名曰《劝学篇》,其反映的国家观却不尽相同;张氏主张维护国家的封建皇权和儒家伦理,福泽氏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和法治。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反映了两者不同的政治人格,也暗示了中日两国的不同历史走向。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的政治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平等观为视角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不平等现象,人类就有了对平等的诉求.社会的平等问题首先是一个公平问题.传统社会的平均主义不是基于劳动分配基础的平等分配.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提出:按劳分配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分配思想.马克思的劳动平等诉求不是单纯地为了无产阶级,而是为了整个人类,因为它不但要求形式上的平等,还要求实质上的平等;不但要求政治生活的平等,还要求经济生活的平等;不但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还要求生活资料占有的平等.     

南宋嘉定末年皇位继承问题新考——以宁宗的旨意为视角

南宋嘉定末年的皇位继承是中枢政治的一件大事,从宁宗立贵诚(理宗即位前的名字)为皇子的旨意出发,是考察理宗的即位合法性以及史弥远在拥立过程中作用的另一角度。对宋理宗而言,证明其即位合法的最有力证据无疑是宁宗的圣谕或圣旨。然而立其为皇子的诏书却是个孤证,并不能真正反映宁宗的本意。除此外,不见宁宗任何明确的发言表态。宁宗虽然至死没能够立赵为皇太子,但宁宗中意的仍然是赵,而不是贵诚。他没有废赵、立贵诚的意愿。史弥远在拥立贵诚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得到杨皇后首肯后,废立得以完成。史弥远的作为改变了宁宗的既有决定,可谓是矫诏废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