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外来因素的冲击与回应：清末修律动因再探

清末修律活动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导致这场变革的动因主要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立宪修律是中国社会内部对外来冲击的回应举措之一，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变化很难自发地完成这场变革。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政修律这三次渐进式变革，实际上是一个原因导致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结果。应将清末修律放到“冲击、回应”这个背景中去考察，外来冲击与中国社会的回应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关系，是一个外因促使内因发生变化的过程。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论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20世纪初,清未修律运动引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大论战——礼法之争,对晚清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分别阐述了礼法之争的背景、过程与性质,揭示了礼法之争是在法制近代化历程中的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改革之争,最后阐明了其对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处理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的重大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大学崛起之动因分析

中国本有大学,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是中国传统的大学。近代中国大学崛起于民国时期。本着重从清末中国现代大学及其理念和制度的萌芽、奠基;国内较为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的提供;帝国主义的外力刺激、推动等方面解析中国近代大学崛起的社会动因。力图客观、全面把握这一时期大学崛起之根本动因。     

论清末修律中法理派的近代化情理观及其实践

清末修律中的法理派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情理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使其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丰富内涵。法理派的近代化情理观是其融会贯通中西法理精神的理论基础。法理派在主持、参与清末修律的过程中使其近代化情理观得到了具体实践,从而促进了对部分基本人权法律保护的初步实现,有利于中国传统法律从顺因情理到保护人权的近代化转型。     

洪仁玕--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法律近代化，即从古代传统封建法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从清末变法修律开始的，沈家本、伍廷芳等是中国法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的最早实践者。而在此前约半个世纪的洪仁　，却是在思想上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其主要内容与基本表征是：一、由人治到人治与近代意义上的法治相结合；二、由法律保护封建自然经济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三、由刑、法、律到法律，由专制主义、惩罚主义到人道主义、法治主义。     

论清末西方法律的植入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

清末法律改革是西方法律移植中国的开端。西方法律的输入不仅改造了中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也使得西方法律文化深深植入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本体,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移植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己的本土资源,晚清法律改革的成败颇值得认真反思。     

译书与中国近代化

中国译书的最早活动，始自介绍外来宗教。近代译书则起于鸦片战争前后，它不仅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宗教，而且广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从历史出发：探索法制近代化之路——论张晋藩先生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研究与贡献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法制近代化是法律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张晋藩先生在厘清近代化与西方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法制近代的可能性及其必然性作出了深刻研究。     

清末法学教育概况

尊卑有序、贵贱不等和皇权至上是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精要,并且作为一种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想转变传统法律观念是比较困难的.然而在清末变革的背景下,清政府通过法政学堂和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式法学教育以及海外留学教育,在教育过程中以西方的法律观念为指导,按照现代法律部门的分类进行课程设置,教材多使用西文,教师也多为西方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为我国培养了一些新型的法律人才,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传统法律观念向现代法律观念的转变.同时,它也促使礼法分离和现代法学的建立,并为体现法治文明的司法体系的形成作了法理上的准备.     

礼治、法治到礼法合一:一项法律社会学的考察

本文尝试将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和生成过程,重点考察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如何从礼刑分离的礼制过渡到法家的法制、最终形成礼法合一的社会基础。并且指出,中国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相互适应和相互推进的。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本文概要地阐述晚清士绅演变及分化的原因、途径、局限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士绅对近代化的挑战回应迟滞,20世纪初年在清朝新政与宪政背景下的演变,导致这一群体的分化与重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坚阶层,晚清士绅群体的动态对这一阶段中国的近代化有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士绅在清末新政与宪政中的广泛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变革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掌握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经济设施的士绅自身的近代化程度有限,也给清末的近代化进程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与文化选择

市民社会的崛起是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象征。构成近代市民社会主体的市民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由臣民向国民过渡的人群,而其一经形成就对文化产生影响。他们不仅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更是所在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国家政体的改造者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

清末礼法之争是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与礼教派之间的一些争论,这次争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围绕"存留养亲"、"亲亲相隐"、"无夫奸"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主张去除以三纲五常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传统法律体系及理念,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和体系,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中国近代本土彩票发行述略(1899-1949年)

中国近代本土彩票在外来彩票的刺激下产生,它打着"为诸善举"的道义旗号出现,获得了官方、民众及舆论的认同.然发行过滥、失控,运行中弊病丛生、迹近赌博,最终随着旧政权的结束走向末路.清末与民国时期的本土彩票发行状况,是加深对中国近代史了解和认识的一个微观视角.虽然近代本土彩票与当前国家发行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不可同日而语,但从近代本土彩票的发行中可以获得某些现实启示,为今天彩票妥善运行问题解决提供借鉴.     

中国近代教育科学精神的缺失及原因探析

中国近代学校科学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但科学精神的缺失是中国近代学校科学教育的致命弱点。探其原因,近代学校科学教育的产生动因是科学精神缺失的直接缘由;畸形的科学文化理论构建是科学精神缺失的深刻缘由;传统的治学方式是科学精神缺失的重要缘由。     

沟通两个世界的不朽之作——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刑法志》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中国法律近代化离不开法律名词的近代化,中国近代法律新名词主要是源于西方,取自日本。先进的中国人在取法日本的过程中,写了许多游记和论文,其中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文最早,影响最大。在其《刑法志》里有大量近代西方法律新名词,近代中国人通过学习《刑法志》,迅速地掌握了近代法学术语,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中国传统法学的近代化。《刑法志》实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块巨石。     

近代化与传统──戊戌时期梁启超个例研究

近代化与传统──戊戌时期梁启超个例研究龚郭清近代化，就中国而言，指的是近代中国人通过自觉奋斗而创造出有利于在近代世界潮流中生存下去和发展起来的新型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要素（特质）。传统；就本文而言，指的是近代以前中国人世代相沿、长期延续（一般在三代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