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发展

20世纪50-70年代是战后法国社会及其海外殖民地发生巨变的时期,面临时代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法国民族学人类学迈开了新的发展步伐.战后法国民族学人类学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发展与国家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视、优良的学术传统、与社会学的亲缘结合、"定点调查"的田野经验以及重视普及人类学是分不开的.     

巫术研究的一个误区——弗雷泽“巫术时代论”与中国的巫术研究

“巫术时代论”是 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者关于巫术起源、发展规则的一个错误假设 ,该理论认为 :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都要依次经历三个智力演化阶段 ,即“巫术时代”、“宗教时代”以及“科学时代” ;巫术必须而且仅仅产生于“巫术时代” ,有史以来的诸多巫术现象则统属史前遗留。 2 0世纪 30年代以来 ,这一错误理论传入中国并开始广泛蔓延 ,近年来尤呈愈演愈烈之势。重新审视学术史上这一“公案” ,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对于严格学术规范、推进巫术文化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理论性与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如何进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

由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定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书被译成中文,对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正如本书译序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类学的当代发展使得人类学田野调查凸现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一些新的重大学术话题的研究和完成,都将依赖于当代人类学视野下研究者们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28,而从事田野工作就需要装备相应的“工具”,以更加便捷和深入地达到其工作目标,特别是在一个学科发展并不成熟的时期,此种“工具”的配备更显得格外重要。     

注重田野调查 为社会进步服务——吴泽霖教授学术思想概说

本文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个方面概要地论述了吴泽霖教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作者指出,吴泽霖教授跨越三大学科的学术思想的主旨是“注重田野调查,为促进社会进步服务”。     

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与现代

近日,适逢“’９９南宁国际民族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之际,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在南宁召开了首次学术规划会议,会长郑元者（复旦大学）、副会长廖明君（广西艺术研究所）、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杰（广西师范大学）、刘祯（中国艺术研究院）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出席会议。与会者围绕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建设、田野调查、知识教育、学术园地、学术交流、年会筹备和组织工作等议题展开了切实有效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目标,就是要立足于当代人类学美学或美学人类学的理论高度和人文理想…     

“在田野中寻找本文”——简评《苗疆考察记》

徐新建教授的《苗疆考察记》发表于l997年,这是一部从人类学视野出发的田野考察文集,也是彭兆荣教授主编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之一。文章从人类学的表述角度对其进行评论,力图对田野与文本的关系问题加以梳理,同时提出自己的浅见。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域下人类学的 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人类在实践中生产知识、创造文化。传统人类学以遥远的与“欧洲中心文化”具有明显差异性“非西方”的“原始社会”或“土著民族或族群”社会文化研究而著称。伴随研究范式和理论格局的拓新,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不再是纯粹“远方”的“他者社会”,“田野空间”亦从地理空间范畴延伸到文本空间、口述传统及网络虚拟社会空间等非地理空间范畴,人类学者不断游走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丛林中观他以视自我,运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来进行着自己的知识生产、文化实践和理论建构。与此同时,人类学者对传统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与科学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推动着文化人类学理论范式和工作方式与时俱进,凸显时代特性。     

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

“米德-弗里曼之争”是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之一,对人类学学科甚至所有“软科学”的反思性思维的培育和启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章回顾了学科史上的“米德-弗里曼之争”,概括了论战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内在特性、人类学知识的客观性、人类学学科的科学性以及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力图超越“论战”表象而发掘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坐落在有着百年历史的马丁堂,其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人类学系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先后有傅斯年、顾颉刚、杨成志、梁钊韬、容观瓊、黄淑娉等著名学者,为人类学系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开创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视田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并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2000年,周大鸣教授被任命为人类学系系主任。这一阶段,人类学系对内加强教师问的交流与合作,对外加强与系友和相关单位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本系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科研机构,2002年人类学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本系拥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学四个学科的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同时招收人类学、考古学两个专业的本科生。并建有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实验窒(包括视觉人类学工作室、体质人类学工作室、考古学工作室)、文物年代测定实验室(筹建)等教学试验单位；建立了“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合作)等多个学术研究平台,其中“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人类学系同校外学术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渠道,开展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2005年人类学系教师派出学术交流共计28次,包括选派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及赴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赴瑞典隆德大学做访问学者等；同时接待国内外学者共计26次,并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人类学系还多次主办国际会议,如2006年人类学系主办了“田野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日本爱知大学、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日本冲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在科学研究方面,人类学系制定了“加强科学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学,以科研带动学科发展”的科研战略。积极开拓渠道寻求科研课题,例如在积极申报国家、教育部和省市科研项目的同时广泛争取横向课题。在考古学方面,与国家文物局,湖北重庆三峡文物办联系并获得研究课题,2005年9月,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签订“共建广东田野考古研究基地协议书”；在人类学方面,2004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共建“凌云县教学研究基地”。     

回归地方再思田野──著名人类学者翁乃群教授专访

翁乃群教授追溯了他进入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经历及其与国内学科发展历程的关系,并且以纳日(纳、摩梭)人社会的田野研究历程为例,讨论了"地方"概念的多元性;在反思"地方"和"田野"的基础上,指出人类学的根本仍然是经验研究,而且西南作为一个富于差异性和区域相似性的民族学、人类学场城和田野基地,对中国人类学的整体发展具有很大的理论潜力.     

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现代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瑶族研究走过了90年的历程。以中山大学师生瑶族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进行梳理,可发现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在新时代,瑶族研究应接续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中国大地,把脉瑶族群众的主要矛盾,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当代实践——以民族服饰研究的多模态呈现为例

在人类学田野考察现场，文化中的视觉现象放眼可见，其多模态呈现更是琳琅满目。例如民族服饰，它们不仅仅是实用的衣物，漂亮的款式和纹样，也是一种用非文字形式“书写”民族历史和社会规则的视觉文本。人类学田野实践和研究的呈现，同样也可以是多模态的，不仅仅是撰写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还可以通过摄制影像、举办展览、组织表演等多媒体视觉表达形式，把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联系起来，这类实践使某些社会文化现象，在多模态人类学的框架里，变得容易理解且方便社会共享，也促进了人类学学术走出小圈子，自我反思。这样的人类学实践和反思，为人类学家开阔研究视野，转化科研成果，积极参与田野社区事务，担当更多社会责任，助力于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当代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

因西藏以及中印关系历史问题,作为西方学术领域重要区域研究的喜马拉雅人类学尚较少被中国学者关注,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喜马拉雅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学术高地。文章对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喜马拉雅研究进行梳理,指出西方人类学的喜马拉雅研究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东方学的研究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欧洲观察者的结构-功能时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演绎着多元化、多主题的学术史历程。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为人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遗产。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电影的信息传递方式

解决并真正实现人类学电影在学术规范下的“电影化”表达 ,而不是概念式的“论文化”表达 ,已成为今天影视人类学发展 ,尤其是影视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影视人类学与“书面人类学”的简单比较 ,讨论影视人类学自己的视听表述语言、人类学电影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     

初读《黑衣壮的人类学考察》

《黑衣壮的人类学考察》是右江民族师专何毛堂校长、李全伟、李玉田等三位著的“人类学文库”丛书中的一部田野考察新著。作者采用田野调查方法 ,先从黑衣壮的民族渊源、称谓考察入手 ,进而拓展到黑衣壮的生态环境、人口分布、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人生礼仪、岁时风俗、民间信仰、反贫困等各个层面 ,这对研究黑衣壮甚至对研究整个壮民族特征无疑是一种颇具学术价值的填补性工作。     

务工者的“居民化”—和静县巴润镇的调查

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介入,以省际人口迁移定居为研究背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新疆和静县巴润镇外来务工群体的田野调查,分析了务工者定居巴润镇的“推力”和“拉力”因素以及务工者的抉择,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因素虽然是影响务工者定居的首要因素,但其在巴润镇定居的决策不仅于此,还掺杂着许多社会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