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设立引发的八点思考

雄安新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既有的京津冀长期以来的发展格局,在京津冀腹地促成了城市化增长点。这次行政区划变更可能是京津冀行政区划进一步变更的开始,京津与河北省的其他临界区域也可能有行政区划变更,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河北省行政区划存在的"空心拳头"问题,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保定依托近邻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可能会通过借力发展成为雄安新区的副中心。雄安新区的发展方向是设区市,要通过"分步+分区"方式强化在京津冀腹地内的影响力。在雄安新区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强化与周边行政区划间的整合,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避免出现"环雄安贫困带"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高碑店发展对策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高碑店的发展创造了机会,行政区划接近三角形形状的高碑店,在构建“京保新区”和“津保新区”中担当着“北京—保定”、“天津—保定”的中介角色.高碑店依托近邻京津大都市的区位优势,与行政区划南侧的白沟一起,逐渐发展成为“双中心”城镇体系,对涿州、固安、永清、霸州、雄县、容城、定兴、涞水等进行有效整合.就行政区划内部而言,高碑店要逐渐形成“3Q+3L+2C”城镇体系:“3Q”即X区、Y区和Z区,“3L”即lbl、ldz、ldg等3条城市发展线,“2C”即Cn和Cw两个弧形城市链.该城镇体系将高碑店辖区内的镇级中心地整合在了一起,也对高碑店进行了“分步走”的发展设计.在Cn城镇链上会逐渐形成高碑店子团、“新城镇+新桥乡”子团、“白沟镇+泗庄镇”子团,成为高碑店向南发展与保定整合、向东北发展与京津整合的核心区域.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行政区划的变动往往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针对北部湾城市群四个城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缺乏合作共赢的内在动力的现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方案：一、将北部湾沿海港口城市——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合并，向国务院申请设立国家级新区——“北部湾新区”，以便获得国家在政策、项目和资金上更大的支持。二、针对钦州和防城港两市目前面临的内部发展需要和外部竞争压力，提出将钦州和防城港两市合并，设立新的地级市，以切实提高北部湾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     

城市新区空间结构优化探讨

通过分析城市新区空间拓展的动力,就城市新区空间结构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城市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主要包括: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强调区域整体发展;整合城市各类用地,建设紧凑新区;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走经营城市之路;营造良好的生态空间网络系统。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定安片区城镇团发展构想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更好地整合三地资源搭建了平台。京津周边的绝大多数设区市进行了行政区划的部分调整,为承接从京津疏解出来的职能创造更大的空间。设立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质性举措。雄安新区在与京津整合发展的同时,也逐渐与保定市整合发展,成为保定—天津间的重要节点。在京津冀区域内其他类似的节点包括由定州市、安国市、望都县整合在一起的区域即定安片区以及由肃宁县、安平县、饶阳县整合在一起的区域即宁安片区。石家庄提出发展为京津冀城市群第三极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应强化向北发展的力度,这就需要以定安片区为核心整合周边的深泽县、行唐县、新乐市、曲阳南端、唐县南端即广域定安片区,构建石家庄—保定城镇链上的节点城镇团。为此就需要对广域定安片区进行分区设计,以定州市中心地为核心构建多个次级中心,前瞻性地构建定州市—正定县城镇链和定州市—保定市城镇链。     

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改革:以珠三角为例

通过对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大规模行政区划改革的评估,这一改革在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并未破解区域整合的迷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实现区域公共管理,而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市区的治理经验来看,必须实现治理机制多元化。因此,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野来看,行政区划改革只是多元化治理机制中的一种,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适应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应该实现治理机制多元化。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化经济空间————杭州、萧山地方政府博弈的实证

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计划经济形成的中国行政区划框定了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边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模式。当市场力量推动城市与区域的要素流动跨越行政区边界,行政区划就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支持市场经济集聚和规模发展。纵观杭州与萧山之间突破行政区划制约的几次区划调整,发现每一次改革都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最终拓展了杭州大都市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空间。当然,行政区划调整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固有的“行政区经济”顽症;要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恶性循环,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无疑,杭州、萧山的实践为中国其他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路径启示,也为中国区域与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行政级别、规模范围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区划设置是国家区域治理重要的制度规划，政府以层级式、分块式的区域划分实现对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由行政级别、规模范围两个维度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制度(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密度)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行政区划制度包含层级式与分块式两个维度的设计规划。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行政级别设定确定了不同层级城市的职能权力、财政规模，建立形成了区域内梯度化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范围的管控对城市客观存在的扩张需求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区域及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设计、政策引导。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分别由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三个维度提出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影响的研究假设。研究再利用2003—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行政级...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涿州城镇体系发展构想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涿州城市化提供了更好的空间,优越的区位条件、交通一体化措施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等使得涿州能够快速融入京津大都市。长期以来涿州实际上已经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与首都有了更多的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这种合作的速度,涿州将会成为“北京-保定”城市链上的节点城市。为了提升涿州城市化水平,涿州需要按照“分层+分步”的发展方式,以涿州核心区域为中心向腹地逐渐扩展,在腹地的核心区域内形成“三层次”城市环,同时要构建“米”字形的交通网络,将腹地内的11个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一起。除了要在行政区划内对中心地进行整合,还要在更加广泛的空间内考虑问题,构建“涿州—房山”、“涿州—固安—廊坊”、“涿州—霸州”、“涿州—高碑店—涞水—易县”等城市链,使得涿州能够更好地受到来自保定、廊坊、北京的城市辐射,并通过“涞涞易”城市链传递到保定西部。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行政区划改革与重构——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为例

国内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日渐显现,是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均衡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但与此同时,客观存在着的行政区划壁垒、政区间恶性竞争等消极因素影响地方政府间合作联动,对区域治理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面临着改革与重构的巨大压力与现实需求:即如何建设新的区域管理制度,来打破现有的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划体制,消除其碎片化的负面因素,形成一个跨区域同时又是完全融合的无缝隙的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以消除内耗,达到区域间利益的平衡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促进区域内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共同发展繁荣。基于复合行政、区域管治、联合治理等理论基础,结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实证分析,可以探讨如何通过地方政府间机构、制度、政策、利益等方面的合理安排进行行政区划改革与重构,最终建构起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的区域行政区划体制。      

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探析

针对城市管理中信息不及时,管理被动后置;政府管理缺位,专业管理部门职责不明,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管理方式粗放,习惯于突击式、运动式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等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利用计算机、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和无线通信等多种数字城市技术,设计的一种全新的城市管理模式——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新模式,在解决城市管理中“政府失灵”、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政府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     

新医改背景下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衔接

新医改要求做好农村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统筹。通过对镇江、常熟、襄汾、重庆等地试点工作的分析,指出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户籍制度改革和管理机构效率等有很大关系,各地应该积极探索合适的城乡统筹医保模式,精简机构,明确权责,大力发展当地经济,确保城乡居民医保统一运作,从而完善我国医疗保障制度。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以青岛市、威海市为例

以青岛市和威海市为例,建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城市管理模式,在经济方面,对提高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区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总体及高新技术发展有积极影响;在社会发展方面,对交通、水环境、安全生产及市容环境卫生的改善有明显的影响。     

城管执法行政调查研究——以北京城管执法行政调查为视角

行政调查是行政机关获取信息、取得证据并据此作出行政决定的基本环节。城管执法调查作为行政调查的一个种类,是城管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必要手段和作出行政决定的重要环节,但目前学界对城管执法机关行政调查制度研究严重缺失。本文从城管执法行政调查的主体、启动程序、行政调查的步骤和具体措施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和总结,以期能对城管执法行政调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起到积极作用。      

包头东河区北梁旧城改造的规划策略分析

当前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怎样把握旧城改造这一契机，使整个城市实现全面复兴是城市决策者、开发商、规划师和市民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包头东河区北梁旧城开发的分析，为其改造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城市公用事业管理法律问题分析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正处于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与此相适应,城市政府在这一领域必须实现管理模式的转变,必须实现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转变,公用事业的管理与服务都应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必须提高城市公用事业管理的立法层次、完善基本法律制度、尤其是监督方面的法律制度,才能保证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取得最佳绩效。     

中国历史城市的再生实践及启示--以西安鼓楼回民区为例

在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城市再生过程中,我国许多历史城市都对当地的城市空间进行重构,并对原住居民进行重新安置,这往往导致当地的传统生活内容与习俗也随之消失。通过对西安鼓楼回民区城市再生实践的探讨,研究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历史城市再生的结果,往往注重城市物质环境的改善与提高,而对当地社区中非物质文化因素的保护关注不足。其实加强对城市再生过程中的社区参与进行制度化的实施与管理,是实现城市再生政策中所提多方面努力目标的真正关键所在。     

跨越行政边界的都市区规划实践——纽约大都市区四次总体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同区域和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以行政区划为空间尺度进行的规划、管理、建设造成了行政壁垒、区域发展不平衡、多规不合一、区域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如何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成为突破行政壁垒和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关键。较早经历城市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对具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区域进行跨界治理的问题。作为美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早在100多年前,郊区辽阔的空间、公共交通的改善和私家车的普及等使人口和产业由纽约市的市中心向其郊区和周边地区扩张,这些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超出了长久以来的行政边界,也超出了原有政府的治理能力。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区域规划协会（RPA）从1929年开始制定针对由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构成的纽约都市区总体发展规划,其在跨越行政边界、破除行政壁垒并从区域总体层面进行城市规划管理的都市区建设方面积累了较多现实又不乏创新的经验。文章梳理了区域规划协会的组织架构以及其四次纽约都市区总体规划的背景、内容和实施,并对所得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进行总结。     

滨海新区的功能区建设与产业布局

与深圳、浦东明显不同的是,天津滨海新区是在原有的若干行政区和功能区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原本已有一定特色的区域,在滨海新区的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并呈现出较为突出的产业集聚优势后,如何做到既保持功能区特色,又能够相互促进,实现共赢和整体协调发展,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解答的问题。     

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平台,社区的发展直接关乎到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和水平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新疆要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必然途径。文章基于对乌鲁木齐市部分社区的调研,在新的思维模式和视角下,从理念、战略、技术、人才队伍四个维度思考,探索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