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史中“市民社会”概念之嬗变——从卢梭到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发展历程

卢梭通过布尔乔亚批判地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对即将出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古典主义的批判运用,这是辩证法在政治哲学史中预见性的、非自觉的运用。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中,以自由为伦理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最终通过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被置入了历史主义体系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中统一了革命性与抽象性的辩证法,最终使得市民社会跨越物质自由与伦理自由成为可能。市民社会本质的此岸性,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最终随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彻底运用而被揭示,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把握为论证人类从异化现实解放的历史环境与物质基础。     

技术意象、社会基质与人的解放——布克钦技术思想解析

布克钦指出技术具有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意象，产生技术两种意象的根源在于技术的社会基质。因此，要实现迈向解放的技术、实现人的自由与自然的解放就需要超越技术的传统意象和现代意象，重建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并恢复生态感知。布克钦技术思想具有其自洽的理论进路与深刻的实践启示意义，但其在理论上落入了唯心主义，在行动上具有乌托邦色彩。     

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民的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现代民族以自然主义的民族为基础，但其实质在于公民自由。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包含着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即内在具有现代公民的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主义两重因素。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欧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公民普遍主义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应当有着更为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目标，那就是世界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理论发展演变中的自由维度

在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自由维度,具体表现为城邦时期的政治自由、自然法哲学时期的契约自由、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时期的经济自由、当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经济三分时期的参与自由.每个时期所追求的自由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有些负面效应甚至可能对自由造成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在当前构建市民社会的热潮中,如何在充分实现市民社会理论的自由价值的同时,又有效规避其可能出现的负面结果,应当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古老概念以新的含义,他用市民社会概念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中,作为自由意志实体化的个人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个体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和自由让渡的权利;个体的存在以自我利益的满足为目的,他们主要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个体间的利益差异和社会秩序主要通过司法和中介组织来协调和维持。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翻新”、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现代政治批判理论——兼评阿隆对马克思实质自由观的回应

马克思立足于“人类解放”的高度分析了政治解放的限度,并以“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思想揭示了现代政治的本质及其矛盾性和抽象化、形式化特征.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理论澄清了政治解放的前提,划定了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界限,进而瓦解了实质自由与形式自由的抽象对立关系,而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雷蒙·阿隆曲解了马克思的实质自由观.     

论早期自由主义者对市民社会的探索

早期自由主义者对市民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及理论基础。其突出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两种典型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即查尔斯·泰勒所谓的L流思想与M流思想，对后来的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及其制度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早期自由主义者对市民社会的追寻，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本源意义的启示。     

市民社会、(市)民法及其构建论略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须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市民社会市民法私主体权利取向哲思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西方近代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指近代国家。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划、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取向的社会,(市)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取向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的价值取向。     

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论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两个自由层次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包含了人类自由本性实现的两个合理性层次:即公民作为需要和利己的个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充分实现其特殊利益和目的的自由实践,以及作为自治主体自愿选择或加入某种社会团体或共同体的自由实践。前者主要是指实现个人所有权的需要体系,体现为公民的经济自由;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为公民对自身自由与权利的自我维护或自治,体现为公民的政治自由。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在研究和批判市民社会中提出的,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哲学理念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现代社会自由人性的建构问题;其二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内容,主要探讨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文明制度的变革问题。在第一个层面上,马克思否定了经济社会的异化现象,倡导个体的人格自由,从而把自由看做是现代社会的自由人性的建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第二个层面上,马克思深入剖析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揭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指出市民社会的形式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起的最重要作用,就是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外环境和内环境。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表明,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一场与制度的深刻变革相联系的伟大历史运动。所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仅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更是制度文明建设的问题。     

论自由

文章从形而上学和社会政治两个侧面分析自由的概念。在前一个侧面上 ,本文力图证明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决定论 ,我们都无法说明自由的性质 ,指出了哲学尚未给自由这个概念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在第二个侧面上 ,本文试图为政治自由的思想做一些声辩 ,故而讨论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对政治自由的两种不同解释 ,指出了它们各自面临的困难。本文最后讨论了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含义和关系。     

市民社会与人的解放: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唯物史观

综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把政治异化归咎于社会异化,并从法与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产权和经济视角对市民社会的历史叙事,打破了传统思辨理性主义的社会概念,为马克思最终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二者的分歧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止步于市民社会的合法性论证,它在其本意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而马克思通过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社会和历史的平面上回归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论,为实现真正人的自由的社会敞开了现实的道路。?更多还原     

马克思对卢梭哲学中自由困境的克服与超越

为了解决文明社会中的自由问题,卢梭提出了公意概念和社会契约论,希求人们在公意和社会公约的基础上共同构建道德共同体,并作为遵守社会公约的共同体成员而获得自由。然而,道德共同体只是缺乏普适性和现实可行性的理想国,这构成了卢梭哲学中的自由难题。马克思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现实的人设定为其哲学的出发点,从而揭示了现实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此外,他试图回归市民社会领域探求自由问题的根源,否定了在卢梭式的政治国家中实现人的自由的方案。通过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资本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卢梭哲学中自由困境的超越。     

论“国家理由”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理由”的论证中,以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观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与在思辨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的黑格尔主义,各执一端,互相反对。如果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视角,重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进路,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哲学根源,提炼出一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且还可能将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予以对接。在更高的层次重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当是突破“国家理由”之二律背反,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潜力的推进方向。     

自由范式的转换与现代性困境的超越

从古代人政治参与的积极自由到现代人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自由范式发生了根本的转换,而其根源在于现代性。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社会,实现的只是外在、形式的自由。要达到全体人真正的自由,既不能是一种哲学理论的构建,也不能是＂政治的回归＂,只能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辩证法＂。     

论近代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形成的历史逻辑

近代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是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生长而逐渐生成的。货币不仅消解着特权,也促使着市民阶层与王权的共谋。于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重商主义的利益取向与传统价值体系的翻转为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的形成注入了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也使自由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伦理特质的现代特征。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通过分析现当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揭示了西方学者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通过比较各家学说,总结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民法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深刻渊源和紧密联系,并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城市社会”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城邦国家的兴起与衰退推动了公民政治生活向市民私人生活的转变,使得人类社会从“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的自由意志。城市公社的复兴和发展则打开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和等级社会的缺口,为近代市民社会的诞生提供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要素。城邦国家和城市公社不仅构造了二者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性格差异,而且奠定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公民品格和市民精神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