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旅游者研究之“山人”解析

晚明的山人群体,是在晚明旅游大潮中出现的新社会团体,他们既要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又要有广泛的旅游实践,通过传播旅游文化,获得权贵的认可,以谋得衣食之资。这一新群体的出现,既是晚明群游风尚的需要,又是群游队伍的重要组成。山人阶层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晚明旅游的内容,为旅游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其游走权门的团体特征,亦使之获致了较差的社会风评。     

晚明山人治生论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山人与晚明社会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山人在晚宋一度活跃。明初山人敛迹 ,抵明中叶以后复演为极盛。晚明山人以能诗为特征 ,以游历于达官富室为谋生手段。山人在晚明的盛行是由于经济繁荣条件下对于高雅文化的普遍追求、政治黑暗、科举入仕道路的壅塞、佛道思想流行造成的出世心理和心学影响下的任情适性的士风 ,以及儒生与文人的混合。作为一个寄生的阶层 ,山人之主流的社会行为为谋食所需而污。山人之盛反映了知识分子脱离传统儒家人生道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学上对晚明飘逸闲适的文风颇有影响     

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产生的文化背景

中晚明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上,此一背景由其时的社会思潮、社会风气、商人阶层的崛起、士商关系的调合等方面构成.此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正是在以上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下而实现.     

晚明世风的渐变与文学的新进

晚明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时代。晚明世风的转变有着厚实的哲学基础，其世风表现为越礼逾制以及种种张扬个性的鲜明特征。晚明世风对文学的影响是突出了言情内容，使晚明文学成就裴然，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当代，晚明文学的痼疾也呈日益扩大之势。     

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

王畿在中晚明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畿在继承了王阳明“良知说”的同时,又在“良知”的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上,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从而为中晚明文学思潮弘扬主体意识、张扬个性精神和倡导自然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随着王畿讲学活动时空的拓展,其“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波及唐宋派、公安派诸多流派及个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畿在对阳明心学“多所发明”的同时,“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     

人性的压抑与反压抑——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略论

晚明"性灵"文学思想,产生干人性压抑与反压抑的语境."性灵"不同于"性情",它是在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出现的,具有去伦理、反理性、追求绝对自由的意味.晚明时期,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在生产关系上的裂缝,导致知识分子游离国家意志,在文学领域中倡导"独抒性灵",使得"性灵"文学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冲击力,促使明代文坛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晚明文学中妇女形象的历史考察

晚明文学中妇女不再只是配角,她们敢于冲破传统礼教,显示出鲜明个性,但是妇女解放的程度有限, 思想没有理性的觉醒,在文学作品中多以悲剧角色出现。     

晚明闽人东海图景文学书写

晚明东海文明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但是前贤多从历史、经济、地理等方面论述此时所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在闽人笔下东海呈现出不同的文学样貌。独特的海神崇拜塑造了众多海神形象,在闽人笔下海神不仅是个人生命财产的保护神,更被赋予充满温情的人性之美。除此之外,国防文学题材第一次以海战的形式进入文学视野,《闽海赠言》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国防文学集。此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新扬帆,使得闽人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都在闽人笔下有着丰富的呈现。     

晚明山东文坛宗尚

万历后的晚明诗坛上,山东作家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其总体取向是导源历下诗风,倡导浑厚雅正。万历前期,以公鼐、冯琦、于慎行、邢侗等人为代表,反对模古剿袭,弘扬“齐风”,倡言革新;万历后期,王象春、公、李若讷等人主张重开诗界,抒写忧时愤世之情。崇祯间,赵士、宋玟、丁耀亢、赵进美、姜垓等人在齐鲁与复社遥相呼应,主张诗风宏大雅重,祈冀以文学起衰振敝。     

晚明优人与戏剧之场上传播

晚明戏剧演出兴盛,它与戏剧文本刊刻一起,推动了戏剧文学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与文本阅读不同,场上传播离不开"优人"。本文所言"优人",兼指演员和戏剧教师(或言"教习"、"曲师"等)。"优人"与戏剧之关系,通常认为仅限于场上表演,事实上也涉及剧本改编和创作、技艺教习等方面。对这一关系的确认,是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的前提。     

明代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与世界贸易体系——兼论月港“准贩东西洋”的意义

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商业扩张,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亚历史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同时也借助东亚原有的朝贡网络编织起更为广泛的贸易体系;中国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港口由此而纳入了16世纪之后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明政府选择月港为私人海上贸易的开放港,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体现了封建王朝的保守性.     

明中后期的居士佛教初探

从明代万历初期始,居士佛学兴盛。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遁入空门又不甘寂寞的上层僧人与信佛的官僚在都市的结合;另一种是厌世的文化人和劳苦大众同中下层僧侣在山林的结合,而居主导地位的是前者,正是这种结合推动了明后期佛教的复兴。明后期的居士们或念佛参禅,或诵经并潜研佛理,禅净合一的修行法门乃是最常见的修行方法。当时的居士大多当初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后来由信仰孔孟儒学转而信奉王氏心学,再而皈依了佛教,所以在哲学思想上反映出了禅理与心学相杂,又处处倡言儒释融通的特点。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闲居集》所见明代中后期士农的城乡认知

明人李开先所著的《闲居集》对明代中后期士农阶层的城乡认知及社会状况都有所记录,对研究明代中后期的城乡关系大有帮助。李开先罢官归家后,长期城居,虽然他时常表达出对城市喧闹、忙碌生活的不满和对乡居生活的向往,但始终将乡居生活作为城居生活的补充。《村女谣》中的红娥女,则直接表达对乡居生活的不满。李开先的城居与红娥女的抱怨,都反映出时人对城乡差异的认知。这一认知的形成,则与嘉靖朝社会治安恶化与赋役不均相关。     

略论明代陇东地区旱灾的特征

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属大陆性季风气候的陇东地区,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地区之一,尤其旱灾频繁,特别是在明代。明代陇东地区的旱灾呈现出频繁发生,旱期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破坏大等特点。为了进一步了解明代陇东地区自然灾害的情况,有必要对整个明代陇东地区的旱灾特征做深刻细致的归纳与总结。     

明中后期蒙古族文化教育的恢复发展

自蒙元帝国崩溃其残余势力退居漠北后,蒙古族除部分留居于中原境内,大部分复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地区。明代前半期,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活动因遭受重创处于停滞甚至衰落状态;明代中后期,达延汗即位之后,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始逐渐恢复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包括学校教育(私塾教育)、寺院教育、著作翻译、文学艺术、历史文献、法律宝典、建筑、医学、天文学等许多方面。影响蒙古族文化教育活动恢复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威德兼施"的政治文化、贯"元"通"明"的儒家文化、"多封众建"的宗教文化和"亦农亦牧"的经济文化。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审美范畴的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在扩大。文学审美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理性认知转向感性体认,审美范畴的确立也具有了感性视角下的独特性,以"趣"、"乐"、"狂"为代表的审美范畴成为审美领域的中心话语系统,开启了清代的审美发展方向,使明清时代的审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具有思想解放色彩的鲜明个性。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明代后期两位诗话家对诗趣的集中论评与阐说

明代后期,陆时雍和许学夷对诗趣予以了集中论评与阐说.陆时雍评诗视域较为宽广圆融,对由"才"、"情"、"理"所衍生出的诗趣都体现出推赏之意;他对诗趣的化俗为雅性、自然随意性、有无相生性、表层生发性等作出了阐说.许学夷评诗最为推尚"兴趣""对"意趣"、"机趣"、"奇趣"也表现出称赏;他对"兴趣"的偶然生发性以及性情为生发"真趣"之本予以了阐说.他们为古典诗学"趣"范畴的不断深化和完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