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久抗战胜利与法国短期败降的历史启示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持久抗战胜利与法国短期败降的历史比较,说明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主客观因素,给当代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即：民族精神、独立自主路线、正确的战略战术是一个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保证,在现今高科技时代同样如此。     

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总的战略企图，分为侵占中国、“南进”和“北进”三个组成部分。实现这个战略企图的次序则是“先中国，后世界”，首先进攻和独占中国，实行“中间突破”，然后实行“南进”或“北进”，或者“南北并进”。中国抗战粉碎了日本的“中间突破”计划，困住了日军的主力，箝制了日军“北进”计划的实施，延缓了其“南进”的步伐。在中日战争长期化、日美矛盾尖锐化和德国侵略战争扩大化的世界战略态势之下，日本终于铤而走险，实施“南进”政策，经过从“良机南进”到“有限南进”和“南北并进，优先南进”以及从“优先南进”到“专事南进”三部曲，走上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路。     

梁漱溟与中国抗战

梁漱溟与中国抗战时广东，何云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从总体上和主流上来看，是积极的，进步的。其基本点是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民主的路线。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对抗战态度的变化，...     

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

抗战胜利后,为尽快遣返滞留中国大陆和台湾的370万名日本侨俘,国民政府本着国际人道主义之精神,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动地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台澎地区遣返日本侨俘。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日本侨俘已经回国,剩余之4万名日本侨民也被陆续送还回国,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中国国籍。这一体现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民族品格之历史事件,尚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缺乏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甚至华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尚未被纳入学界视野。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宽研究覆盖面,广泛挖掘遣返日本侨俘之史料,细化遣返日本侨俘的相关内容,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海外华侨与中国抗战

<正> 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素以爱国爱乡而著称于世。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侨居海外各地的华侨有1140余万人,他们在其居留国政府统治下,深切体验到被压迫民族所受的歧视,深感祖国的兴衰存亡与侨胞利益休戚相关,他们关心祖国命运,热心抗战救国。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光荣传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组织救亡团体,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救亡团体是发动侨胞起来抗战的主要形式。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波涛席卷了华侨聚居的所有区域,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迅速建立。事变的当晚,纽约全市侨团在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联络下,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以便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员。同年10月,“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宣告成立。此后类似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美洲及欧洲各地纷纷成立。在南洋,“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新加坡华侨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领导华侨进行爱国斗争。南洋各地的华侨也纷纷效行,成立了诸如“慈善会”、“救灾会”、“后援会”等各式救亡团体。为了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华侨的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夏,在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     

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衰与抗战胜利的历史启示

值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回顾日本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的对外扩张的兴衰史、东北和全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斗争史,对于我们认真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认清军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940年6月法国败降对二战战局的影响

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堪一击，不足六周而溃败投降。这件事本身由于其突然性和重要性，自来引起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半个世纪来，一直是学术讨论的热门话题。可是在国内外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大多侧重对其败降原因的探讨以及对欧洲战局的影响。本文认为，法国败降的影响绝不是局部性的，应该着眼于二战全局，重新评估它对当时国际关系以及整个二战战快的深刻影响，提出了法国败降是欧洲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的一个决定必因素，促使了二战从其初期的局部战争阶段向着全球性世界战争的新阶段转化的新论点。     

论中国的抗战精神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历久不衰的民族精神。抗战精神就是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凸现,表现为革命精神、爱国精神、自强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创造精神、团结合作精神。     

鸟瞰中国抗战儿童诗

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行动之重要组成的中国抗日战争,孕育了不少儿童诗。其思想内涵表现在揭露日本法西斯无情蹂躏中国人民的残暴行为,礼赞抗日小英雄,和倾诉中国人民抗敌决心及必胜信念。它的战斗风格,有力证明了中国人民绝不是“天阉”的民族。这些作品把诗歌善于鼓动群众的文体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我国抗战儿童诗苑,不但产生了大量优秀叙事诗、抒情诗,而且还产生了鼓动性极强的枪杆诗、口号诗、墙头诗,以及幽默诙谐的儿歌童谣。抗战儿童诗体现了无名氏创作与文人创作的相互渗透和影响。     

抗日文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如何评价战时和战后的抗日文学?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采取两种不同的标准文学之外的政治标准和文学本身的审美标准。如何认识抗日文学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压抑的文学精神的合理释放。如何看待抗日文学的英雄塑造?“如果没有英雄,那就造一批出来”。     

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现代化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政治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与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相比,处于参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采取的方针、策略及其在局部执政实践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促进民族精神现代化的措施,顺应了民族精神核心价值的要求,使党成为抗战时期民族精神走向现代化的一面旗帜。     

论抗战与四川工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迅速建立起支撑战时经济的后方基地,大力开发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经济。在政府政策倾斜、市场扩大以及生产技术提高等有利条件下,抗战时期的四川工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间的成功与失败都在四川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录和深思的一笔,并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大公报·战线》与抗战时期的朗诵诗

《战线》是《大公报》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副刊 ,发表过许多抗战文学作品 ,推出了以高兰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朗诵诗人 ,促进了大后方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 ,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由于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有众多争议 ,对《战线》实事求是的评价还不够。本文通过对原初资料的细致剖析 ,力图明了历史真相 ,为全面考察抗战文学拓宽视野     

论抗战初期蒋介石内外政策的演变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激起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蒋介石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政策和措施,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努力和重要的贡献。     

论抗战时期儒家思想在沦陷区的异化及原因

抗战时期,在"以华治华"侵略策略的指导下,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利用.伪满的"王道政治"理论、华北伪政权的新民主义、汪伪的"和平"谬论与东亚联盟理论,都是日伪在恶意吸纳、篡改儒家某些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或完善的侵华、奴华理论.儒家思想在沦陷区的异化是多种因素相互纠集作用的结果.除了日伪别有用心的扭曲外,也与儒家思想自身的积弊及其模糊性、普遍性,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民众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法制改革评议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重视法制建设 ,其立法继承了清末以来的变法成果 ,大量借鉴了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内容 ,对旧法从体系到原则均作了重大改革 ,先后制定了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构建起成文法体系的基本框架。然而 ,它的整体法制变革过程却显得十分混乱纷杂 ,甚至是失败的。所立之法未能真正施行 ,而现实中所行之“法”又未见诸条文 ,人们在心理上对新法是陌生的。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所决定的 ,同时国民党政权基础结构的虚无也决定了这种混乱的不可避免。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南地区经济掠夺与统制的特点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日军攻占厦门、广州、香港、福州和海南岛等地后 ,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战略 ,在工矿企业、农业、金融、商贸等领域实施全面的经济掠夺和统制 ,给华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

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发展极为迅速,农民的大量加入使党在基层乡村获得了空前的普及程度。在新党员的吸纳机制上,突击式、拉夫式的发展方式至为普遍,致使党员素质低下、信仰缺失。对党员的审查和清洗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这种纠偏努力无法贯彻到底,组织涣散的局面也难以真正改观。这充分展示出共产党在革命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的两难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放弃意识形态原则的纯粹性而采取各种权变之道,共产党才得以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