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为资产阶级史学翻案——批判“四人帮”在“批儒评法”中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

王张江姚“四人帮”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尊孔派、林彪一类的野心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别有用心地转移斗争大方向,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到处放毒,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的旧史学体系翻案。为了揭露他们的极右派的反动面目,肃清其流毒,对他们在“批儒评法”中散布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必须予以批判。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唯心史观同唯物史观、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长期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及其代言人,从维护或复辟剥削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批判“四人帮”把辛亥革命篡改为“儒法斗争”“又一次高潮”的谬论

“四人邦”为了三搞一篡的反革命需要,建立了古为邦用的史学体系。他们炮制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一书就是一个黑标本。它把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史,篡改为超时代超阶级的儒法斗争史,胡说什么“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把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保皇的大辩论和哲学、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说成是“革命派高举尊法反儒的旗帜,同封建买办势力及保皇党的尊儒反法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近代儒法斗争出现了又一次高潮。”     

“读经“运动: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自尊“——兼与蒋庆先生商榷

蒋庆先生认为“读经”运动在于培养文化自觉,以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但笔者从能否全面认识自己的文化、能否达到对自己文化的自觉认同、能否具备文化的世界眼光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读经”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运动,而只是“文化自尊”的反映。笔者同时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早日从文化自尊走向文化自觉。     

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奥秘

吕明灼在《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崂山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一家”的格局：第一，三教共“和”。中国是一个讲“和谐”社会、讲“中和”哲学的国家。我们自古就有“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之说。     

“三教合一”思想对少林武术的影响

按照字面上的理解,“三教合一”指的是儒、佛、道三家思想融合为一体,但就其本质来说,指的是佛教在中国逐渐融合的过程.文章通过对“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历史,以及少林武术所体现的儒、佛、道文化内涵的分析来论述“三教合一”思想对少林武术的影响.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 ,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 ,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 ,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 ,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 ,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 ,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 ,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 ,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 ,走向文学寻觅     

浅论中古审美“清”尚

“清”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雅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审美倾向，它孕育于儒、道哲学，经由魏晋玄学的培育而发展成熟，直接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玄学精神，广泛流行于中古品评人物、文学批评之中，并且最终在文学创作领域完成了包融哲思与审美的“清”境的艺术实践。     

张扬与觉醒：“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寻根文学”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论述了台湾７０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与大陆８０年代中期“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所由表现出来的差异。     

法家“理”的理论审视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法家的标志性概念是“法”.其实,法家的标志性概念是“理”,不是“法”.法家在推崇法度的同时,更加强调“理”,因为法度在实践中存有偏离本来航道的危险性,预设“理”来保证航道的正确方向,其运思是精密的.这是在法家道德文化资源利用问题上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之一.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关于“差一点 J_w”的思考”

文章对副词“差一点”已有的解释提出一些疑问,认为“差一点”在“差一点＋Jw（谓词结构）”句中一身而兼否定副词和语气副词二任,对谓词结构表示的动作结果或事情的性状进行否定说明;又强调：虽没“这样”了,但事态变化的趋势在朝“这样”发展以至几乎“这样”了,从而达到一种强烈的语气效果,引出言外之意,表达“意”中之情;而这“情、意”又并非完全由句子本身决定。也取决于一定的语境。至于“差一点＋没＋Jw”,“差一点”对否定的谓词结构之否定是加强的肯定。在特定语境下,它对否定的否定,表面上是肯定,其实是运用“正话反说”的修辞格表达情意,其语气更强烈。     

“文哏”相声的类型与程式(上)

“文哏”相声是运用传统文化,以“说”为主,进行知识性、趣味性批解的相声艺术,包括四大名著为代表的经典小说类的批解、历史典故类的批解、诗词歌赋类的应对、蒙学及儒学经典类的批解等内容.“文哏”相声从人物身份、贯口到故事情节的设定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分析其程式化的形成与内容特点对于相声的历史发展、文化价值和当前的相声创作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明道”与“修德”并行——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价值

通过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两大主要流派儒家与道家学说的研习可见,“道”与“德”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核心概念,“明道”与“修德”贯穿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全过程。“明道”偏重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修德”偏重于对主观世界的完善,这种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有机融合的内在认知思维逻辑,又以“明道”与“修德”并重为社会实践的行为逻辑,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也是突出的优势。将“尊道”与“贵德”并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融汇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副词“不”和“没(有)”同谓词组合所受的条件制约

副词“不”和“没 (有 )”同谓词的组合 ,首先要受到广义时态已然与未然的制约。已然状态下既可以用“没”否定 ,也可以有条件地用“不”否定 ;未然状态下只能用“没”否定。其次也受到主观与客观的制约 :“不”都能用于主观否定句 ,“没 (有 )”多用于客观否定句 ,或有条件地用于主观否定句。此外 ,活动与非活动、实现与非实现及与动词相关的“量”都会制约到“不”和“没 (有 )”同谓词的组合。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尊重实践:从“不争论”到“两个不能否定”

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与邓小平的“不争论”就其理论品质而言,都是对实践的尊重,这两个论断的目的都是要求我们尊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尊重不同历史时期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实践,要辩证看待实践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就否认实践本身.从“不争论”到“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高度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续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试论“伊儒相通”也是回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伊儒相通”是指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趋同交融性。它使明清之际“以儒诠经”的活动得以成功实现 ,并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巩固和传播及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