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文化研究在深化

近十年来虞舜文化研究在有传说遗迹的地方陆续开展.为提高知名度、发展旅游业,不少地方力争是虞舜故里、活动地、葬地.不仅召开研讨会或论证会,还每年举行祭祀.这是继承历史上争先祖户口的延续,虽争论还会长期下去,但大多已转向虞舜德孝文化的探讨.有些地方的舜文化研究会,还和“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结合,在海外弘扬虞舜德孝文化.     

舜文化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以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街道为例

舜文化精髓是道德文化,以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街道为例,从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公平正义的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质,及以党建文化引领,助推文化先行的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两方面,发现舜文化对舜耕街道社区的文化建设有一定影响和现实意义。     

挖掘不尽的舜文化资源——从《舜文化研究文丛》看舜文化研究的新趋向

虞舜其人其事,自《尚书》而下,经史子集,众说纷纭,但是,以舜之道德操守为基本内核的儒家文化从未动摇。陈仲庚等人主持编撰的《舜文化研究文丛》从多个角度对舜文化进行了探讨和挖掘,是近年来舜文化研究领域取得的一大重要成果。     

舜帝廉政论

舜帝构建廉洁政治的努力体现在道德建设、法制建设和民主建设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工作各有其功能,均不可或缺。舜之后的历代帝王没有全面继承舜文化传统,他们在推进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同时以专制统治替代了民主政治,因而导致廉政建设举步维艰。深入分析舜帝推进廉政建设的思想与努力,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廉政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尧、舜、禹禅让说之证伪

以情理与逻辑检验尧、舜、禹、启禅让说中的几个重要环节皆自相矛盾。诸如丹朱、商均因“不肖”而失去天子位,不符合“不肖”的词义,有违父子亲情;帝尧嫁二女为舜妻、遣九男为舜仆的说法,存在着手段与结果倒置等诸多漏洞;谋杀舜的纵火、活埋两案,既无合理的作案动机,凶手亦无作案机会,凶手与受害人在策略上同样乖谬;舜避让丹朱、禹避让商均的细节经不起推敲;益错过机会的理由与启因“贤”而继位同样自相矛盾。因此,尧、舜、禹、启禅让说是伪作。     

论舜文化中的行政伦理思想

舜是传说中上古社会以圣贤著称的行政首领 ,是儒家德治模式中为政以德的道德典范 ,开创了古代社会善治的典型。儒家学者通过托古的手法描述舜及其臣下丰功伟绩 ,勤政爱民、敬德慎罚是舜文化的核心内容 ,它开启了中华民族行政管理伦理文化的先河。     

多元文化时代“教师”道德主体的困境与抉择

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与“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当今“教师”这一古老道德主体面临着一些困境:“师德”内涵难以科学定位;教师人格的双重性与“伪道德”现象泛滥;师德建设的功利性和过强理性.针对这些困境,“教师”这一道德主体的可能抉择是:摒弃笼统模糊的“熔炉说”师德内涵,明确师德的科学定位;摒弃师德属“圣人道德”之观念,还教师是好公民与普通人性;师德的考核可适当量化与模糊化,进行更人性的公正评估.     

舜帝传说与道德文化

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奠基人。关于他的传说全国甚多。在南方,以湖南永州宁远县九嶷山及其周边以及浙江上虞县百官桥一带为中心,分别形成了两个有名的舜帝传说圈,其传说内容以反映舜与父母、弟妹、妻子、朋友及君臣关系的作品较常见,优秀之作也不少。广为流传的舜帝传说及其文化内涵,既具重要的历史价值,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埃及文化“希腊化“辨析

〕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希腊文化大规模入侵埃及，传统的观点认为，托勒密统治埃及时期，埃及文化被“希腊化”了。针对这一说法，考察这一时期埃及文化各要素的发展状况，其结论是：所谓埃及文化“希腊化”仅“化”在表面，埃及人对希腊文化只是浅尝辄止，他们仍固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希腊文化虽对其产生影响却没有深入其中，因为文化融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化自觉与观念转变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关键词,以浓缩的形式表达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发展、繁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欲达目的.在三者关系中,文化自觉是前提,它既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又是文化建设实践的主要着力点.文化自觉的真义在于“自知”,“自知”的主要障碍往往源于某些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需要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文化与经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四种关系上实现观念转变.这些观念的转变,既是文化自觉本身的要求和表现,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有的胸怀与境界.     

“雷州半岛文化定位”笔谈——“雷阳文化”发凡

关于雷州半岛的文化定位，近来在一些媒体上展开了讨论。“雷文化”、“雷阳文化”之外．尚有“雷州文化”、“高雷文化”、“红土文化”、“湛江文化”、“琼雷文化”等说法。结论往往在讨论之后，讨论的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学意义与价值会超过简单的结论。在此，我们提供几家较有代表性的提法，以期唤起海内外文化学者对于雷州半岛的文化定位的关注，将此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春秋·公羊传》文本语境下的“孟子论舜”

“孟子论舜”成为学术界对于儒家“亲亲伦理”争鸣的焦点所在,目前双方对此问题的析正难以取得突破.以《春秋·公羊传》作为文本依托,从“亲亲伦理”材料扩展和类比解读的方法展开,尽可能地还原“亲亲伦理”本始意义,并对之进行恰当的价值定性.进而为“孟子论舜”评定提供新的视角,即“孟子论舜”中维护亲情的主张无可厚非,可基于道德义务及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并不可取.     

问题与出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20年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已有20余年的历史。这期间不仅实现了知识的有效积累,也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向度。在研究内容上,对核心概念、基础理论进行了阐发;对当代审美文化文本、现象进行了历史梳理与多元阐释;对当代审美文化热点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争鸣。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文化批判”、“语境化的权力批判”、“价值中立”和“形式分析”等概念,表现出鲜明的方法论自觉意识。但是,已有研究还存在耽于理论阐述、弱于现象深描,用道德愤慨压制学理分析,误置批判对象、有意避重就轻,以及非此即彼、非假即真的斗争思维等问题。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亟需在视野上从文化学拓宽到社会学,在方法上实现“价值中立”与“权力批判”的结合,而对自我学术立场的提前清理也是保证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合理有效的关键。     

现在“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吗——对季广茂教授《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的学术批评

尽管《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中也有一些正确的说法,但从总的情况看,却存在着诸多背离学理的地方——或以偏概全,或自相矛盾,或不符事实,或证据不足,或任性发挥,或随意指摘,或强词夺理。就其“不需要经典”的这一核心观点而言,在认识上是“假”的,而在价值上则是“负”的。对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典”,恰当且较为有益的做法是根据人类社会的变迁和文化进步的要求重新加以诠释,并在富于洞察力的诠释基础上区分出不同“文本”的价值差异,以此来决定增减。     

文化经济的人类学分析

文化经济是人类学与经济学交融的产物,它颠覆了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作为文化经济主体的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文化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以人文精神为深层动力,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文化经济建设要求在体制上建立民主制,形成制度文化,以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保障各项经济活动的开展。     

中国传统“义利”说基本特征新探

传统“义利”说可谓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与“利”是一对重要的道德范畴,二者关涉的内涵甚多,“义利之辩”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没有停歇。关于“义利”的基本特征的探讨很多,但是如果从历史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传统“义利”说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外在形式上体现了精神物质与整体个体并存,历史发展上体现了由统而分与由分而合递进,具体内涵上体现了政权核心与人本核心互动,内在实质上体现了具体合理与目标合理统一。     

中国古代教师文化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教师的称谓和地位各不相同,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也迥然相异,但他们都是古代圣贤文化的代表。他们在文化性格上偏重于成就道德而不重视成就知识,重视对“道统”的建设和阐发。但是,由于古代教师大多是统治集团内的官员,具有政治依附性,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处在“道”与“王”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一种生存样态。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标志新论

学界长期流行的仅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标志的说法是不完备和不全面的。除该文之外,居于“标志”地位的至少还应包括张闻天等人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这样来理解“标志”问题,可以较清楚地反映该思想体系的形成特征,真正体现中共高层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体智慧、思想共识和整体认识上的互补性特点。张闻天等所概括的“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四原则,较之于毛泽东概括且后来流行的“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三原则,不仅更为准确和完整地揭示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而且更能反映１９４２年以前中共高层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     

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在现代道德文化建设中的价值与应用

道德观念属于文化范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传统道德观念得到不断挖掘,显现了令人夺目的光彩.通过对传统道德观念内涵的阐述,分析了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仁爱”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公”、“忠”精神以及伦理关系的价值与应用,并从两个方面就如何加强现代道德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儒家道德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及特征

儒家道德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是儒家道德文化的纵向传递与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横向传播的对立统一,是中原汉民族文化外在驱动与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内在结构适应性变迁的交融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少数民族对儒家道德文化认同的方式而实现的.因此,儒家道德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承过程具有鲜明的共性特征和因民族差异而具有的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