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雷州地区的“寇贼”之乱

雷州自古多"寇贼"。有"瑶贼"、"倭寇"、"海贼"及其他"寇贼"。"倭寇"、"海贼"的猖獗与明朝廷推行的"海禁"政策有关;造成明代雷州地区多"寇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明朝廷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欺压、明朝军队及过往官员对雷州及其附近地区人民的骚扰;明代在雷州建珠池采珠,也是导致雷州民众为"寇贼"的原因之一。"寇贼"之乱使雷州人口大减,破坏了地方社会秩序,对雷州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加重了雷州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于雷州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摧残也是极严重的。为减少损失与危害,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地方官府采取了若干有效的措施。     

试论影响当前中亚地区安全的正负因素

目前,正负两方面的因素影响着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前者如:多边安全合作日益机制化,地区安全框架已经形成;多种政治力量在该地区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构;外部“震源”已基本被摧毁;中亚各国提高了国防能力。后者如:世界范围内恐怖势力依然强大,刺激、推动中亚的各种恐怖组织重新活动;各国均存在引发程度不同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总之,中亚的“三股势力”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颜色革命”连续被“阻击”已是强弩之末,地区安全局势虽有波动,但振幅有限。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义举述论

明清时期,雷州士民的义举表现在资助族人度过难关、对身陷困境的乡邻施以援手、让利施惠于人、为人申冤化解邻里矛盾纠纷、灾后义赈、捐资兴教助学、为民请命除害等方面。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儒学教育的深入普及、雷州地方官及本地义士义举的示范影响、官府对义举的表彰及民间对义士的推崇等,都推动了义举风习的形成。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的义举对地方社会民生有着积极意义。     

明正德年间抚州东乡地区的官府与地方社会

明正德六年（1511）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东乡地方发生动乱，动乱平定后，官府于正德七年（1512）设立东乡县。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看，动乱与设县是对东乡地区社会带来深刻变化的“地方性事件”，对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明代正德年间东乡地区社会变动。     

2012十大国际安全热点

1．中东局势动荡 标志事件：叙利亚危机、伊朗核问题、“防务之柱”行动。 评点：2012年的中东乱局，既有地区国家长期积淀问题发酵的原因，也有现实民主、民生和宗教等问题直接诱发的因素，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实施、西方国家对反对派各种层面的支持，导致局势更加复杂。多事之秋的中东，依旧是世界热点中的热点。     

“争沙”案所见明代崇明地方社会秩序

元明以来，处于长江口外的崇明地区的开发渐渐受到本地居民、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由于此前这里长期属于农业文明的忽略区域，人口也较为稀少，但到元明之际，海运、捕捞乃至沙地开发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于是最能显示当地特色的社会矛盾的“争沙”现象之表现状况及其处理结果就变成了衡量乡民在当地社会中所处地位、官府对当地社会管理有效程度的重要指标。由于沙地享有较轻的赋税负担，乡民们多趋之若鹜，乡民的家族势力大小、与官府关系亲密程度高低是“争沙”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这一危及地方社会秩序的矛盾，官府也曾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但因为对海洋特殊环境的漠视，所定政策措施往往并不切实，收效固然不大。     

冷战结束后大国对中东的争夺及影响

冷战结束后，尽管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中东地区以其特有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仍然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上最敏感的地区，是大国角逐的焦点。大国的激烈争夺，严重地影响了中东地区的稳定，使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化，处于动荡的漩涡之中     

明清时期男旦“走红”现象的维度蠡测

明清两朝,男旦演员空前走红。对于如此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我们在讨论滋生明清戏曲男旦“走红”背后的潜在因素时,往往带有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定式。明清时期男旦“走红”现象并非完全由官府针对女演员的禁令所致,也非官府的剡意提倡．而是戏剧表演本身的需要以及当时声色娱乐需求的产物。以辫证的态度从社会学、性别学和艺术学多层面、多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价这种艺术现象。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的民间慈善活动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民间慈善活动包括资助族人度过难关、对身陷困境的乡邻施以援手、让利施惠于人、灾后义赈、捐资兴教助学等形式。民间慈善活动的盛行,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儒学教育的深入普及,使仁慈观念深入人心;雷州地方官及本地义士慈善义举的示范影响;官府对慈善义举的表彰及民间对慈善义士的推崇;慈善义举是富有人家保护其私有财产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民间慈善活动的开展,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人才辈出。     

论近代川陕边缘地区的社会控制

近代川陕边缘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流民、秘密结社、土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隐患。政府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控制措施以强制性的法律、军队控制为主，但受地方政局的长期不稳定、地区边缘化及传统控制力相对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使本地区社会控制绩效不断降低。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浅析日语中的“ティル”及其汉译问题

“ティル”是日语中表示动词“体”的重要语法形式,也是日语学习的一大难点。在不同的语境中,根据前接动词的不同性质,“ティル”可以表示“动作的持续”、“结果的状态”、“单纯的状态”、“历史回顾”、“习惯”等不同的意义。但则人们通常翻译成“（正）在～”“～着”“～了”等。这里从“ティル”的体语义出发,对具体汉译中的“ティル”与汉语动态助词“在～”“～着”“～了”的对应关系进行考察,目的在于加强并澄清人们的认识。     

楚简“虖”、“[虎口]”、“[虍壬]”的用法及其形体传承辩证

在楚简文献中,“虖”、“[虎口]”、“[虍壬]”皆既可用作实词,又可用作虚词。用作实词时,三字各不相同;用作虚词时,三字有同有异。“库”、“吝”在楚简之前的文献中即已出现,后世也有传承;而“妻”仅存现于以楚简为主的战国出土文献中。三字在与楚简同时地出现的传世文献中未见,系后世更改所致。     

汉英日语中颜色词“红”“青（蓝）”“绿”的感情隐喻考察

汉语、英语、日语中的色彩词“红”“青（蓝）”“绿”都有丰富的感情隐喻。由于人类有着许多共同的生理现象,从而使得颜色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相同的隐喻;同时又由于文化的差异,这些颜色词在各语言中也有各自独特的隐喻,这里通过对比分析,以揭示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由“气格”到“气韵”：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宋代诗学崇尚一种刚大之“气”,这与宋代尚“气”的士风有关。宋初欧阳修等人面对晚唐五代的衰靡而矫厉士风,当时的诗风崇尚一种雄健豪迈的“气格”,追求一种波澜阔大的气势,但容易失之于诗艺上的粗疏;北宋中后期以后,士风转向深沉内敛,诗学转而以“气韵”为高,将刚健之气内蕴于瘦硬的句律之中。苏轼、黄庭坚所代表的这两种诗风正是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从“非美”到“泛美”--中国当代美学的思想误区及其出路

当代中国美学以否定西方经典美学思想为开端,致使美学学科失去自身的知识依据,完全受制于哲学的主客观问题而不能就美本身的问题展开,因而出现“非美化”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在试图消除“实践论美学”偏颇时,又以存在、生命、自由为本体,把美放大成生命的全部,呈现出“泛美化”倾向。当代中国美学只有回到美自身的领域,科学地传承美学固有的经典思想,尊重美的边界及审美事实,才能真正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