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论含蓄——中国诗论研究之二

含蓄,这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熟题目。唐司空图《诗品》就列有“含蓄”一品。而更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已提到了“思表纤旨”、“文外曲致”(《神思》)和“文外之重旨”(《隐秀》)。钟嵘《诗品》则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说法。如果还要往前推,那末,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论《离骚》时所说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和《周易·系辞下》所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均与后来讨论的含     

就《阮步兵咏怀诗注》诠释《少年学击刺》存疑

<正> 阮籍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批评家们历来以“归趣难求”(钟嵘《诗品》),“文多隐避,难以情测”(李善《文选》卷二十三、《咏怀诗注》)而称之。因诗人时处魏晋易代之交,朝政混乱,仕途险坷,屡屡受到政治迫害的威胁。为了远祸全身,他在抒发自己忧懑交集的思想感情时,常常不得不采取隐晦曲折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文尚曲隐”的特点。但以其作为指导思想,受其框囿,则难免在诠释阮籍的《咏怀诗》时会生出穿凿附会以嫌。阮籍的几首追忆少年志趣,叹谓岁月蹉跎,一生壮志难酬的咏怀诗还是较为明白     

试论阮籍咏怀诗的玄学思辨性

阮籍的咏怀诗很有特点。自从钟嵘《诗品》说它“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以后,历来叹惜其难以理解者多矣。的确,阮籍生当社会险恶的魏晋迭代之际,为了避祸,其诗往往写得朦胧;加上他既是文学家又是玄学家,喜欢穷理尽性,因而玄学思辩性便成为阮诗的根本特点。我认为,从此入手,也许不失为理解“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的一种方法,因此,即拟就阮籍咏怀诗的思辩性略陈管见,以就教大家。     

忧伤之歌:阮籍《咏怀》诗的另一种诠释

历来对阮籍《咏怀》许多从时事政治的角度来诠释,甚至几乎每首诗都要与魏晋间的史实一一比附。根据社会背景来分析诗歌这无疑是诠释诗歌的一种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诗歌都是现实政治,尤其是时事的直接反映。从阮籍的整体心态入手,将《咏怀》诗分别从忧思与伤心、徘徊与将何见、孤独三方面来诠释,可以看出:忧伤氛围始终贯穿《咏怀》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是《咏怀》诗的诗旨,这反映了阮籍痛苦的人生。     

骆宾王生卒年考

各家测定骆氏生年的依据,无不本之著《骆临海笺注》的清人陈熙晋所推定的骆于咸亨元年(670年)作《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之说.因该《咏怀》诗中有“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买臣”之语,而陈氏以为,骆是详正学士之职刚被“罢”时作此诗的;故闻一多先生和刘开扬先生遂判断骆作《咏怀》时正“三十二”岁,而上推三十二年,定其生年为     

阮籍五言《咏怀诗》张力的语义学分析

《咏怀诗》的研究者和诠释者,多把其充满张力,难以索解的特点归结于当时的社会原因。而笔者通过文本的阅读和分析,逐渐认识到,是阮籍那种音逸调远的文学语言,使《咏怀诗》获得了空前的张力。本文主要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词语的联想意义使其获得了“意在言外”的效果,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使《咏怀诗》充满张力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童庆炳：《〈文心雕龙〉“文外重旨”说新探》指出“隐”与“秀”是刘勰提出的创作美中的重要范畴,它是唐代以后才开始成熟的“意境”说的先声和理论准备。关于“隐”的含义,要用皎然《诗式》中的“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以及司空图《与极浦书》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来理解。     

论阮籍《咏怀诗》的情感及思维逻辑

阮籍《咏怀诗》内容扑朔迷离,向被认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李善注).所以后世注者往往着力于词意诠释和史实索证,而“怯言其志”(《诗品》)以致于阮诗成了一种历史事件的堆积和说明,从而使其思想感情显得愈加隐晦,愈发使人难以领会.其实,即如钟嵘已经指     

阮籍《咏怀诗》的意象世界

阮籍《咏怀诗》“归趣难求”,是古代文学史上的千古难解之谜 ,研究者往往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文化思潮来探求这个“谜底”。而本文则从《咏怀诗》文本出发 ,结合中国古代的意象理论 ,分析《咏怀诗》意象世界的内容种类和意象组接方式 ,并指出阮籍诗歌意象世界的独特审美特征——隐秀之美。本文认为 ,丰富奇幻 ,多姿多彩的意象世界是《咏怀诗》“百代之下 ,难以情测”的重要原因     

陶渊明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与学习

阮籍及其《咏怀》诗对陶渊明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作为阮籍《咏怀》诗接受史研究的一部分。     

论颜延之在阮籍《咏怀》诗接受史上的贡献

在阮籍《咏怀》诗接受史上,南朝宋的颜延之对阮籍其人其诗的评价,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读者,推动了《咏怀》诗的接受。而颜、阮创作与人生境况的相似相通,正是颜对阮其人其诗接受的原因。颜对阮其人其诗的评价已内化为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的一部分。     

忧生与逃世：作为心态典型的阮籍

嗜酒、不拘礼法,阮籍这些放达的行为隐藏的是魏晋易代的时代悲患。其《咏怀》诗旨隐避,寄托深远,不仅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喻指和心理内涵,更传达出整个人生不幸的悲哀。阮籍的忧生之嗟既是正始之音的主题,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典型心态。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探源——以《文选》为中心

《文选》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一个重要艺术渊源。具体地说，《古风》组诗在主题、风格、创作技巧等多个方面受到《文选》《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十七首》、左思《咏史八首》及郭璞《游仙诗七首》等的影响。藉此不难发现，李白和杜甫一样“熟精《文选》理”。     

论纪弦的“身体诗”

纪弦的诗歌风格多样,其中有一类“身体诗”贯穿其一生的创作,成就很高,但是前人却从未论及。纪弦的“身体诗”不仅敏锐地使用身体性感官,自得地展示身体,如同唯美主义者一样在感性中沉醉,而且通过身体直面虚无和孤独,追问生命与存在的真谛。在此基础上,诗中出现了一批别具一格的身体意象。     

论悲剧美学视角下《咏怀诗》的审美意蕴

阮籍“忧生之嗟”透露出浓厚的悲剧意识,不能深刻理解和解读阮籍的悲剧意识,是导致阮籍接受史上出现阐释混乱的主要原因。阮籍的“忧生”将对人生的苦痛悲怨的情感直接升华为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这种体验在中国文学史中是非常独特性的经验,所以显得陌生而难以阐读。     

元代散文的创获与发展——袁桷散文创作论

袁桷在散文风格上对欧阳修文风的继承代表了元代延祜之后审美风向的转换。他的散文风格表现出平易自然、含蓄典雅、优游不迫而又不失笔锋犀利的特点。此后,以袁桷等南士为主倡导的文风逐渐在元代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实际上是虞集、黄滑、欧阳玄等人的先导,因而袁桷在元代散文创作中无疑具有重要影响,这同时也说明了元代散文的走向及趋势。     

东方智慧下的生命时空和汉语写作——论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

学者型的诗人任洪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智慧＂,其对新诗与传统、时空状态及生命写作、汉语个性与文化意蕴、＂诗学＂重建及其历史关怀问题的关注,构成他的＂汉语文化诗学＂理论的主体,这是任洪渊诗歌观念的历史构成,也提升了他的理论高度,扩展了他的写作空间。     

王绩文、赋探析

王绩是初唐第一诗人,也是开盛唐诗风的第一人。近年来,学术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已渐趋深入和完备,但对其文章的研究却依然寂寥。实际上,王绩的文章和诗歌一样,承六朝、启盛唐而独立于初唐文坛,其在唐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应受到重视。     

论阮籍《咏怀诗》——出世思想与《咏怀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咏怀诗》中存在着一条不经意间形成的出世思想萌生和发展的线索。按这条线索,《咏怀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出世思想的萌生和初步形成,对出世思想从个别层面的肯定到初步把它作为人生价值取向;二、经历了出世思想所带来的内心矛盾冲突及其所引起的迷茫、痛苦之后,特别是从哲学高度寻找到确立人生价值的思想前提之后,出世的处世原则得以正式确立;三、把出世远游认定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归宿,表现出对于神仙世界的强烈向往。从数量的分布看,从第一个到第三个阶段关于出世思想的诗歌逐渐增多,而反映精神痛苦的诗歌逐渐减少,直至第三个阶段全无,说明诗人已经从出世远游中找到了快乐。这条思想线索反映了诗人对于人生道路的探索和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是他心灵历程的真实写照,对于诗人艺术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