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心建设视野下的北京西山文化带开发和利用

西山文化带的开发和利用是《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制定的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充分进行西山文化带的建设,可以使历史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绽放光彩并演绎新价值.西山文化带内容丰富,遗产级别各异,让各级遗产变成“活细胞”,全面保护和利用带内文化遗产,并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在社会上普及认知,是建设文化中心的现实意义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文化品味和文化价值,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文化身份”与“文化符号”之一.充分利用对外汉语教学所具备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职能,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教学的重要内容向外国学生讲授,有助于外国学生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完整性、系统性和独特性,帮助外国学生不断消除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一些障碍,进一步感受和领悟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和民族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完善——基于“文化海盗”现象的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在现行法律制度中没有得到保护,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文化海盗”现象。拟对“文化海盗”现象进行法理分析,并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完善提出一些具体构想。     

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有粘连,或直接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提供滋养的源泉。 21 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迅速全面铺开,为传统民间信仰的当代存续提供了正当性的理据,也拓展了民间信仰价值彰显的社会空间。 然而,在“文化求纯冶价值理念的支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成为“净化冶文化遗产的过程,以至于民间信仰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他者冶。 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整体性保护,必须正视民间信仰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冶传承的意义,也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民间信仰文化的流动性、自主性特征,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建构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     

后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文章从价值论角度出发,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就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价值、历史真实性价值、社会价值”内涵和外延新的发展与变化方式进行探讨,从中寻找有利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发展的要素,同时提出要自觉警惕历史虚无思潮和商业资本相互结合之后对于历史文化精神和遗产的侵蚀、消解。     

大运河淮安段洪泽湖大堤的历史与保护

2014年6月,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淮安段洪泽湖大堤历史文化深厚,在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价值巨大.洪泽湖大堤不同时期的堤坝维修技术是研究中国水坝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伴随着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可促进更多人了解它,增强保护意识和力度,利于千年古堰的更好发展.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法治:理据、内涵与规范表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各自具有丰富的法理内涵。“富强”“民主”是引领我国文化产业法制与公共文化服务法制建设的重要价值;“文明”“和谐”是引领我国文化遗产法制与精神文明法制建设的重要价值。我国文化立法需要考量“自由”“平等”等社会层面的多重价值,文化执法、司法则需要考虑“公正”“法治”等价值准则。承载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基本价值的“爱国、敬业”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理念之“诚信、友善”,都需要通过文化法治建设内化为人民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作为文化立法的目的,其不同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则可根据文化法治的具体需要,确定其融入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性保护研究 ——陕西省渭南市的调查与思考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生态保护论”与“生产性保护论”的争论,在总结陕西省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互促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服务性保护论”,即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互促机制,实现二者的相互融合,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后,就如何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互促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中的民族艺术——以贵州长角苗衣饰艺术为例

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艺术的价值总是被一再强调,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几乎成为对艺术表演及艺术品的保护,许多文化遗产被当做“艺术表演”和“艺术品”被关注、交易、肢解.不可只从艺术形式和表面状况关注文化遗产对象,必须重视其背后内在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艺术表演”与“艺术品”原本是属于某一社会或族群的“技术产品”和“文化符号”,具有特殊“族群—地缘—时间—知识—技术—符号—权力”系统的专属性.从贵州长角苗艺术的案例中,可以认识到其艺术与其文化之间的关系.     

广州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

黄埔古村-古港建筑文化遗产记载了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史,因自身文化价值的影响力使之部分保留至今。对其生存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大拆大建”行为及隐藏其中的各种片面利益关系。加大法制力度、承认私有产权,整治违章乱建房屋、保护建筑文化遗产,并赋予古村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的旅游功能,方为名城保护工作的紧要任务。     

论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出发点

新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将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到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新时期,西部地区在新时期开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新思路,积极探索适合西部地区特色的保护措施。     

新媒体时代“非遗”舞蹈女性参与研究综述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女性参与“非遗”传承面临着特殊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对国内外“非遗”舞蹈女性参与研究文献的梳理,结合新媒体时代我国“非遗”舞蹈传承研究现状,文章发现目前我国“非遗”舞蹈女性参与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尚存在若干不足。新媒体时代女性参与“非遗”舞蹈传承与保护,不仅要充分发挥女性对网络社交平台的独特优势,借助身体的动态影像实现“非遗”舞蹈传播;更要关注在交互过程中通过个体经验阐释“非遗”舞蹈的文化精神,提高性别意识,发出女性的主体声音,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共同寻求真正的性别平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基于山西上党高地潞绸织造技艺的调查

活化传承是新时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提出的新要求。潞绸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面临着实现活态传承的现实问题。从潞绸的传承实践来看,呈现出以山西上党高地为中心的原生地原生传承与原生地次生传承相互嵌套的模式,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潞绸产品的跌宕起伏演绎了一个地方性丝绸产品"发端—繁荣—低谷—振兴"的传承谱系,并且突破原生传承的地域和文化局限,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品牌,也培育了当地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为上党高地潞绸的原生地次生传承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二是上党高地及周边地区潞绸配套产业的变迁和发展,为潞绸原生地传承模式的实践提供了社会和文化保障。     

论徽州建筑雕刻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特点

徽州建筑雕刻艺术不仅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样式和内容,还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图形遗产”,这些“图形遗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现代设计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传统的徽州建筑雕刻艺术在现代设计中进行分离、重构,获得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的样式和形态。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媒介赋能与教育价值转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以人为本的文化共鸣性在国际社会得以传播和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对外传播中因低效的媒介赋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传播制约而存在一定困难,不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疆的人文风貌变化与发展。文章以促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为目的,以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利用新疆非遗匠人、自媒体“网红”、新疆高校留学生共同拍摄具有故事性的新疆非遗文化系列旅游宣传片,并借助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共建的孔子学院为平台进行对外传播,打造“新疆非遗系列旅游广告+中亚孔子学院媒体平台”的媒介补偿传播模式,进而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中实现以国外受众为对象的媒介补偿。同时结合“智媒体+教育”的媒介融合理念,面向来疆留学生开发以新疆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交互式数字教材,推动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媒介融合中的教育价值转化。     

公共文化视角下梁平木版年画整体性保护研究

梁平木版年画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俗性公共文化,既具有文化遗产具体可视的物质属性,又包含民间信俗、制作技艺等非物质的文化属性.在新时代背景下,梁平木版年画传统保守的生产模式很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导致其创作生产萎缩、日渐衰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文章从活态性、地域性、系统性角度,论述了对梁平木版年画的完整性、关联性、综合性保护,以保持其公共文化遗产的本真性、独特性、可识别性,激发其创作、生产活力,增强群众参与度,体现其公共文化价值,从而实现对梁平木版年画的整体性保护.     

河套文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集聚的光辉典范

河套文化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集聚的光辉典范,其典范性表现在诸多方面:生成环境的地理多样性,构建元素的主体性,地缘影响的广阔性,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历史演进的多变性,移民杂居的复合性,民族传承的凝聚性,文化形式的多样性,文化内涵的精炼性是其根源;不仅如此,河套文化的新时代风采,同样表现着它的典范性,丰富的历史遗存,独特的草原旅游资源,大量的人工河,产业道路的创新,形成了突出的发展优势。弘扬河套文化,一定要强化保护黄河,保护阴山,珍惜草原,珍惜各民族的团结和谐的意识,这就是我们研究河套文化所得到的历史启迪。     

试论鲁迅《看镜有感》的文本寓意

《看镜有感》是鲁迅杂文中的奇文。作家通过文物与历史文化、人物与历史文化的互证,发掘出汉代铜镜背后的世态人心、精神气象和文化奥意,文章以文化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拿来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奴才文化进行了生动的辨析。《看镜有感》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接受外来文化,提供着深刻的启示。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近二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研究回顾与展望

发展数字经济和加快数字化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推动国家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作出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随着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梳理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在非遗数字化传承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计量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可以看出学者们在本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如缺乏宏观全局和基本理论研究,忽视传播路径和过程研究等。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应从基础理论、技术、管理和应用等四个层面,建立非遗数字化传承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增强数字技术在高质量文化供给上的支撑作用,夯实非遗数字化传承的制度建设和过程管理,以持续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