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逆转的原因

1957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知识分子被明确划分到"资产阶级"范畴,彻底成为异己力量。从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定义的反复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政策的逆转不是突然的,造成逆转的原因是,党以世界观作为判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对知识分子信任不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对知识分子天生的批判品质心怀戒备。总结教训,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时隔数月，却出现了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本文从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正处》与反右派斗争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提出，《正处》为整风运动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正是未能正确地实践《正处》理论所致，但这无损于《正处》理论的光辉。     

暴风雨中:1957年7-12月中国杂文编年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各地报刊随之刊发大量反击右派的文章,许多工厂、机关、学校、民主党派纷纷举行座谈会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论,大规模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知识分子集中的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学术界成为运动的重灾区,由此,大批杂文作者被打为右派,大量杂文作品被批为毒草,更为严重的是,杂文这一文体成为政治批判的利器,由批判的武器一变而为武器的批判。     

极端年代的性·政治——评胡尹强的《不成样子》

1957年前后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波诡云谲的戏剧性时刻之一。1956年，中共中央根据大规模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历史论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和繁荣。在这“早春天气”，知识分子普遍以兴奋和热烈的心情面对和参与“大鸣大放”。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百花时代的“大鸣大放”原来是“引蛇出洞”的“阳谋”。1957年夏天，全国开始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几乎所有参与鸣放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     

克服"左"的错误思想搞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克服“左”的错误思想是搞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搞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必须深刻认识“左”的错误思想的危害 ,冲破“左”的思想束缚 ,长期坚持反“左”。     

公众参与方式与社会转型中的“逆转型”现象——以Y市政府搬迁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以Y市政府搬迁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动员式公众参与”的方法推动完成了迁市过程，也引发“社会逆转型”危机。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经历的转型过程相反，Y市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了一种“逆转”的现象，即从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形态向以农业生产加工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转变。Y市案例提示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需要实现彻底的转型，即从政治动员式公众参与向权利性公众参与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完成不仅需要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将社会政策、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带人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学知识范式的转换。     

毛泽东与中央红军的“大管家”杨至成

适逢毛泽东主席110周年诞辰、开国上将杨至成百年诞辰,作家周燕专程采访了杨至成将军的儿子杨子江,听他讲述了毛泽东与中央红军的“大管家”杨至成之间一桩桩鲜为人知的故事。     

李自健：创造全球“文化事件”

苦难中的机遇和追求艺术来源于生活,李自健写实主义油画的成功,和他苦难的生活历程密不可分。李自健的父亲年轻时在湘南古城邵阳做了点小生意,在1949年10月以后的家庭成分划分中,     

《财主底儿女们》的反“左”主题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阅读较困难但内涵又丰富的一部作品,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其实也透露出一种以往研究者所未注意到的重要思想,即明显的反“左”主题,这一主题集中体现在作品主人公蒋纯祖针对作品中所反映时代的现象以及周围“左”倾思想人物的对立中,这一新的主题提高了该部作品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与其1957年后错误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经济地位、家庭出身、为谁服务、生活条件、思想状况等五个方面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知识分子经历了革命、反革命、不革命三条发展道路.所有这些,对于团结和动员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民主革命时期他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方法的消极方面,对知识分子地位作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中的不科学成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逐步突出地显现出来,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毛泽东知识分子观中的错误,促使他在1957年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错误,二者相互影响和作用,形成恶性循环,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留下了惨痛的经验和教训.     

略述“火烧竹篱笆”

“火烧竹篱笆，破击封锁线”是苏中四分区军民反“清乡”斗争的一曲胜利凯歌，是抗日诸多伟绩中的惊人壮举，也是在夺取反“清乡”斗争全面胜利的过程中，显示人民群众巨大威力的重要标志，是与日伪展开生死搏斗的一个闪光缩影，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仍意义深远。     

对十年建设期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左”倾错误的回顾与思考

知识分子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本文通过对十年建设期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左”倾错误的回顾,揭示了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发生“左”的错误的原因,从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回顾这段历史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左”的错误,对于党在新时期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行科教兴国战略,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限的超越与无限的创造——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

文学观,体现了作家自身对文学认知的基本观念,深刻影响其创作审美价值的取向。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两类“右派”叙事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其实质仍然反映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虚构是建立文学与现实联系的唯一手段。正是由于作家从小说的虚构本质出发,在充分想象的空间里对人的存在境遇给予热切的关注,才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真实。由虚构到真实,这是艺术文本的最高境界。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思考与界定:“反乌托邦”“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辨

"乌托邦"小说以及与其关联极深的"恶托邦""反乌托邦"小说等,并非不言自明的术语。学界对dystopia、anti-utopia等语的理解、界定各异,而其汉语译名"恶托邦""反乌托邦"等则往往相互混同。细辨之,"恶托邦"对应于dystopia,"反乌托邦"则对应于anti-utopia,"恶托邦"为"反乌托邦"的上级概念。"反乌托邦"小说是以"乌托邦"为潜文本,将对其之"反"作为立足点的一种叙事文学,即"反乌托邦"以"乌托邦"作为其隐而含之的前提,通过推演、戏拟,描绘乌托邦构想进入实践之后可能造就的黑暗世界,并通过对此种世界的渲染,表现了对"乌托邦"的拒绝。     

成钧:手持弯弓射天狼

成钧,1911年6月19日生于湖北省石首县横堤垸粟田湖边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位共和国开国中将,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和平建设时期,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曾9次负伤。     

乡村的感恩与告别——城市“右派”作家的乡村书写

政治身份被否定的城市“右派”作家对乡村的感恩与告别表现出革命知识分子在认同乡村文化无政治束缚的内涵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认同与放弃之中深深透示出他们对自己的阶级身份与文化身份定位的努力。     

"核心期刊":一个外来"文"种入侵、异化为害的典型事例——《"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读后

“核心期刊”的理论与实践均是外来“文”种入侵中国后发展、异化的产物。它所依据的“载文量”与“被引率”两大量化指标只不过具有文献计量学上的意义,并不反映期刊和期刊上所载文献(论文)的质量与水平,充其量只反映了某一专业、某一专题文献较为集中地分布于一些期刊上而已。这两项指标甚至连文献(论文)的好、坏、对、错都未能区分,所以它根本不能作为评刊、评文、评学、评人的质量或水平标准。     

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协奏——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嬗变

中外文化语境的不同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特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他们既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又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随着公共空间的建立,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中,他们借助理性的力量,以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展开对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他们是中华民族特具的生存处境、生活方式及其生存价值和西方现代理性密切交织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文化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