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文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庶民学派:非西方史学新范式的构建——兼及后殖民史学与全球史关系论析

晚近以来,印度庶民学派的崛起令国际学术界瞩目。庶民学派主要从"精英主义"取径和民族国家史模式两个方面,集中对民族主义史学进行批判,通过底层立场、跨学科方法和文本批判性的话语分析,努力构建一种在西方话语和模式之外的,能够展现第三世界历史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非西方历史书写新范式。庶民学派的经验颇具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并由此引发了对后殖民史学和全球史的重新思考。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

本文将着重讨论文明之间 ,尤其是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史学彼此之间的交流及其对近现代史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说 ,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既然史学研究所透露的历史意识乃是构成文明认同的重要因素 ,因此考察史学的交流便可展现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本文将以东亚、伊斯兰和印度为例 ,来指出非西方地区的史家如何在接受和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的时候 ,重新估价和更新自身的学术传统 ,以求历史研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中国古代史学观的理性发展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本源自历史本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学的发展,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不能不依据史书所记载的历史,这是从客体到主体,再由主体到客体循环往复的辩证关系。中国史学以其时代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体裁的多样性,为人们从认识史学走向认识历史、认识文明的传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北朝史学的发展及特质

北朝史学处于各民族由对抗走向融合,国家由分裂趋于统一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史官建置、修史机构创设、史学理论探讨、史学著述水平等方面都有发展与创新,具有自己的特质,成为凸显学术文化的亮点。而长期战乱、南北对峙造成的文化荒芜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世族庶族矛盾的错综复杂斗争等,又对北朝史学的健康发展多有制约,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迹。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20世纪新史学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学者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了21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从编史学的角度入手,结合当前中国史学界在这一对话中的努力,以及学者们的实际研究成果,可以从理论上来论述人类学方法以及视角的引入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观念的更新,方法的改变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编史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邓小平的史学价值观

邓小平对传统的史学价值进行了较大的拓展和延伸,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他将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史学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精神推动作用。邓小平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丰富而逐渐深刻、全面、系统。也就是说,在对传统史学价值拓展和延伸的基础上,邓小平的史学价值观俨然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线索清晰的网络体系结构,它包括：历史经验的借鉴,即史学是制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依据,史学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源泉,史学是对外开放的动力,这些构成了史学价值的最基础层次;历史知识的教育价值．即史学是教育人民群众的重要手段,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史学能为未来提供参照,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则属于更高的层次。     

《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

研究历史思维对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创新史学十分重要。《周易》的整体思维、丰富的历史意识、通变的运动思维及凝结其中的忧患意识、重民观念等,对民族史学特点形成和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史学“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总结历史盛衰的修史大旨、创新精神和在学术上吸纳兼融的开阔胸襟,都与《周易》有着直接的联系。     

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修昔底德的写作策略为例

本文以修昔底德研究为个案,分别从史学理论界、史学史界和普通史学家群体等三个层次,分析引入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进而揭示叙事理论对史学界的影响,以及现代史学史上理论与实践的特殊关系。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价值判断背景的口头传统与文学史学结合

口头文学作为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历了持久的讨论．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文学史学彼此之间存在分歧。20世纪文学史学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学理论体系。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口头传统研究虽然挑战了文学史观、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以及文学史叙述方法,但是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史学应在价值判断、真实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真正揭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意义和特征。     

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达史学思想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达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研究,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研究等四个方面。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不过,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李达的史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系统的概括;第二,缺乏从史学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李达史学思想的地位;第三,缺乏对李达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第四,缺乏将李达与同一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