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唐人·大唐街——读史札记之一

宋代以后,下迄近世,外人习称中国为“唐”,“唐人街”之称,更为世人所熟知。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汉威令习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行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不但外人称中国为“唐”,即中国人在海外者亦自称为“唐”。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说:“交趾……王系‘唐’姓。”所谓“唐姓”即中国姓。又说,“占城……‘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所谓“唐人”即中国人。交趾、占城皆东     

民族文化名片视域下的布依族六月六节日研究

民族文化名片的研究和确认使民族文化特征的把握有了具体的载体,对于民族文化的有效保护、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六月六是布依族十分隆重的传统节日,有"过小年"之称.其起源与布依族稻作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有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的部分文化元素.将布依族六月六与其他民族相同名称节日相比较,同时与布依族内部其他文化事象作比较可以看出,布依族六月六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本民族中的流行具有普遍性,并具有很高认同度,在外界的知名度很高,具有担当布依族文化名片的充分条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国家观三题

民族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国家有着丰富且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重要论述,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选取了“如何理解民族国家形态的始续”、“如何理解‘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提法的同用”、“如何理解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和巩固民族国家的政权”三个议题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总结其中国视角下的当代意义。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本体话语与问题诗学--王光明的诗歌批评之旅

伴随着文化转型期对知识分子的事业格式和角色认同的审慎反思,王光明的文学批评有一个从“中心”意识向“边缘”立场、从“批评”到“学术”的转向,确立了发现“问题”、深化“问题”、开放“历史”的诗学方法。王光明的诗歌批评实践,从诗的本体之思出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走过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轨迹:“本体之思→现代经验→现代汉语→‘现代汉诗’(诗之本体形态的命名)”。     

“蒙古原则”、“蒙古精神”和“蒙古人时代”:黑格尔、施蒂纳的阐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所鼓吹的历史观时写到；“当这些理论家们亲自从事编篡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匆匆忙忙地越过过去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蜕化为普遍争吵的历史”。①这里所说的“蒙古人时代”出自麦克斯·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该著作中，施蒂纳极力宣扬对精神力量的崇尚，使用了“蒙古精神”，“蒙古人时代”等术语，认为任何历史都是“精神”力量…     

读《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

<正>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是孙祚民先生30余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论文结集。全书共收入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所发表的有关论文16篇,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属理论探讨,共8篇,为上编;一类属史实剖析,且有理论分析贯穿其中,亦8篇,为下编。统观全书,有一条总纲,三个特点: 其总纲是《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1篇。作者根据所掌握的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大量资料,对各家观点分门别类进行了评议。如“关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我国历史上的‘外族’和‘外国’的问题”、“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性质问题”、“关于民族英雄和民族败类的问题”、“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关于中国主体民族问题”和“关于民族关系史研     

仫佬族族源探讨

仫佬族是我国南方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人口有七万多,分布在广西的罗城、柳城、忻城、宜山和贵州的麻江、福泉、凯里、荔波等县;而罗城县就有六万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仫佬族的名称,晋代称“濮僚”,南北朝称“木笼僚”,宋代称“穆佬”,元代称“木娄族”,明清时称“狇狫”、“木佬”、“姆佬”、“木老苗”、“伶”、“伶人”等等。解放后正式定名为仫佬族。其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侗族、毛难族语言非常接近,也有部分词汇与壮语相同。关于仫佬族族源问题,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述,所以迄今史学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见     

关于“桃花石”

关于“桃花石”,近来陈连开同志在《怎样阐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一文(载《历史教学》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中曾提及,文曰:“中世纪时,我国的一些兄弟民族,以至外国的一些民族把中国称为,‘桃花石’,盖即指北魏代表中国。至今还有些国家和民族,称中国为契丹,即以辽朝代表,可见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都是中国的王朝,不仅为中国史学传统所承认.也为当时世界所公认,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某些国外民族的地理概念。”     

科学的人文教育

教育的第一要义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为个人的充分和谐发展服务。纵观世界教育发展史,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潮有“科学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和“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这些教育思潮在特定历史阶段顺应了时代需要,但由于科学与人文自身存在的不足,这些思潮呈现出相互更替、妥协和融合的历史轨迹。基于对当代教育发展趋势的审视,文章提出“科学的人文教育”这一理念,指出它既不是“‘科学的人’教育”,也不是“‘科学的并且人文的’教育”,而是“科学的‘人文教育”’,其根基是“人文性”的,其发展方向是“科学性”的,其宗旨是使人朝着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并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进。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享者,亨也

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释“不伏烧埋”

周礼、夏官、叙官、服不氏注:“服不、‘服’不服之兽者。”贾疏:“在此者,以其‘服’不服之兽,象王者伐叛‘柔服’之义,故在此也。”又、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注:“猛兽,虎豹熊罴之属。‘扰’、‘驯’也。教习使之‘驯服’。王者之教无不服。”释文:“扰,而小反,刘音饶。驯,似遵反,一音胥。”孙疏:“说文:猛、健犬也。引申为野兽健者之称。……列子黄帝篇云:‘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鸯者,能养‘野’禽兽。委食于园庭之内,虽虎狼雕鹗之类,无不‘柔’者。’“‘柔’与‘驯’、‘扰’义同。”又、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注:“六‘扰’、马、牛、羊、豕、犬、鸡。”释文:“扰、而小反,徐、刘音饶。”贾疏:“注云六扰……者此与尔雅六畜及周礼六牲一也。”○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传:“古国畜     

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

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一《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更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忡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仅《东西文…     

“中国”一词的由来、演变及其与民族的关系

中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简称。这一专称出现于何时,其含义的演变过程如何,至今在学术上还论说不一,实有进一步考述之必要。 现在史学界对此大都采用于省吾和范文澜同志的说法:“中国这一专称起源于武王时期”,狭义的中国指京师,广义的中国指全中国而言。或“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近年一些同志又提出,中国这一专称起源于商代,甚至更早的夏代。蒋至静同志的文章说:“自夏以来,少数民族称中原王朝为中国”。或认为:“在夏朝,‘中国’就是指夏朝的‘王畿’指夏王朝。”“在周人的观念里,他们居住的地方为‘西土’原夏朝和商朝的王畿为‘中土’或称‘土中’,再往东则称之为‘东土’”。这些提法,都还是值得研究的。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民族理论变成为科学

什么是民族理论?民族理论就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学说。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以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史,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一定的民族中生活,包括现代工人阶级也是如此。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的:“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虽然这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①民族和民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既有经济基础,也有上层建筑方面,以及意识形态诸方面的问题。对于民     

关于“豪放”与“豪放派”问题——纪念吴世昌先生逝世二周年

“豪放”是人们很熟悉而又常用的,吴世吕先生独具慧心,首先探本索源,指出:“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乎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邕为‘豪放不能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陆游为别人说东坡词‘不能歌’辩护:‘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澄东坡为人性格‘豪放’。”     

贵州布依族生态文化研究

贵州的布依族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尤为宝贵的是其中的生态文化。其饮食、服饰、住居、宗教和生活习俗中的各种禁忌都体现了布依族人保护生态的思想和行为。例如布依族的饮食上多以粗茶淡饭为主,崇尚节俭。其所居住的房屋也多以石块为主,尤其是著名的"石板房"更是合乎生态环保要求。布依族的生活与宗教习俗中的各种禁忌诸如动植物的崇拜、婚丧嫁娶等也处处体现了这个民族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观念。     

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主要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白族、壮族、毛南族、瑶族等.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少数民族人口1123.7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4.69%.少数民族人口遍布全省各地,比较聚居的有46个县.现在建立有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454个民族自治乡.贵州少数民族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文化各具不同的民族特点,但贵州少数民族作为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的文化无疑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础的儒家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文化既是贵州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后其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又是其生存发展的选择压力.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给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铸上了深深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