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楚人

炎帝是上古传说中的华夏族祖先，楚人则自称是炎帝的后裔，文献中也多有楚人先祖听命和从属于炎帝的记载。炎帝与楚人的关系，也就是华夏族与楚民族的关系；楚人习炎帝的结合，也就是楚民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一、帝高阳之苗裔兮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开篇就“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帝高阳之南裔兮，联是考日伯庸。”王逸《楚辞章句》；“高阳．新项有天下之号也……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古往今来，文人学土多从此说，以为屈原所称的“带高阳”即指古帝撷顶、“伯庸”乃指其父。加之《史记·楚世家础文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撷…     

祭祀炎帝的世俗崇拜特征

人文初祖炎帝,生活在我国远古农耕文化时期,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炎帝发明农业,首创农耕文明,为中华民族立国奠定了基础,他的英明和伟绩,受到后世的敬仰和崇拜。夏商以来,已有祭奠农神,祈求五谷丰登的典礼。春秋时,秦灵公于陈仓北的吴山之阳“作下?,祭炎帝”。唐代立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庙于国都,祀属中祀。后世历代封建王朝在京都,乃至州县都设“先农坛”,皇帝乃至州县官亲祭“先农”,祈谷藉田、劝课农桑,且成为祭制。宝鸡是炎帝故里,天台山有纪念这位“华宗汉祖”的“神农骨台”、寝殿等遗迹。历史上,宝鸡境内的府、州、县均有供奉…     

炎帝考

炎帝考叶林生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炎帝充满了神秘色彩，一方面先秦古籍中所见不多，另一方面，后世又十分推崇，视为华夏先祖。因此，弄清炎帝的真相，对确切表述华夏的古老文明，大有裨益。炎帝的传说传自古运，但考其本相，实非人间古帝，而是原始宗教中的火神。郭沫若说：...     

炎帝神话探论

炎帝神农氏作为农业的恩祖,是神、巫、人的统一。炎帝神话透过人身牛首的形象、养命不死的情结和创造与治世的业绩,传导出延命乐生的农耕文化基调以及对部族首领和文化英雄道德与业绩的褒美,对族祖、业祖、国祖的敬仰与爱戴。当今海内外的中国人犹以“炎黄子孙”的自谓而自豪,反映出神话情结的持久生命力。     

晋东南一带炎帝历史传说、民俗文化考释

炎帝研究关系到中国文明史认识。为文献所限,目前史学界有关炎帝活动史、地、影响等研究远未反映炎帝历史文化的全部。事实上,山西晋东南羊头山周边地区遗有大量密集的炎帝古迹、陵庙群落、碑刻等“文化遗留物”,是史书中难以见到的。在实地考察和民间访谈的基础上,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视角就这一带的炎帝传说、民俗文化及其精神蕴涵可以作出新的考证述论。     

海峡两岸学者聚会 研讨始祖炎帝文化——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由湖南省文物局、省民间文学家协会、株洲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发起,株洲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于9月27日至10月1日在株洲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征和北京、台湾、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市的专家学者49人,会议围绕“炎帝与中华文化”这一主题展开研讨,现将观点综述如下:     

炎帝炎帝陵史籍之研究

炎帝神农时代大约距今8000年至6000年左右。炎帝神农氏的诞生地,史籍有"生于烈山"说和"长于姜水"说。炎帝的陵寝史籍记载只酃县一说。葬在"长沙茶乡之尾"炎帝陵的是第一代炎帝。在我国正史中,有关炎帝神农氏的历史记载少而不详,更未给炎帝神农氏立纪或传,关于炎帝陵的记载最早的也只见之于晋代。这就给后世留下许多争论。本文从散见于各种史籍的关于炎帝神农氏和炎帝陵的记载中,正确了解炎帝神农氏,正确了解炎帝陵。     

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产生、冶金术的发明、城邦或都市的出现看作是文明的特征 ,而这些现象又往往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 ,许多学者都认为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本文作者认为 ,人类文明发生的关键是生产性的生产———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的形成 ,这两种技能是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人类从攫取性的渔猎生产过渡到生产性的农牧业生产 ,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 ,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多认为起源于黄帝时代。本文认为 ,“农业革命”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的革命 ,同时也是文明起源的关键一环。中华文明起源也一样 ,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分别从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来论证炎帝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论证炎帝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创始人 ,中华的文明的起源时代应该是炎帝时代     

炎帝、黄帝部落与炎黄子孙传说

<正> 华夏族是由远古许多氏族部落、后来又与一些民族逐渐融合而组成的。他们之中有两个著名的部落:一个是姜姓部落,首领是炎帝;一个是姬姓部落,首领是黄帝。由于炎帝和黄帝功勋卓著,族裔众多,后人尊称他们为华夏族的始祖,自己是“炎黄子孙”。有关的许多传说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根据众多古籍记述的主要事实和对古人遗迹遗物的考证,历史上确实有过炎帝和黄帝部落,炎帝和黄帝就是部落的代表,他们的名字实际代表的是部落。     

祭炎帝文

姚引良恭读惟公元二零零六年四月五日,岁在丙戌,时届清明。炎帝故里,春和景明。市长姚引良携全市各界370万民众,怀虔诚景仰之情,以雅乐鲜花之仪,致祭于炎帝祠。曰:炎帝神农,为我始祖;恩泽神州,德润华夏。创制耒耜,教民稼穑;播种五谷,民有食粟。和泥制陶,手工始兴;施彩刻符,孕育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困厄中的挣扎:清朝中叶之后的马政

马政是满清立国的重要基石之一,曾一度辉煌,嘉、道以后走向没落。是传统政治、军事的最后辉煌造就了马政的最后兴盛,专制制度内在的机制性腐败促使马政和其他领域一起走向衰微,军事、交通、通讯技术的近代化则使马政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中的地位迅速跌落。马政的兴衰决不仅仅是马政本身的问题。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秦始皇与隋文帝比较研究

秦始皇和隋文帝都曾建立过重新统一中国的伟大功勋,分别创造性地建立过以三公九卿制和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都曾为国家边疆的开拓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都曾为经济文化的统一与发展采取过国家标准化措施,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选择接班人的悲剧性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秦始皇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所获评价很高,隋文帝则大为逊色。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只从政治角度去衡量一个人的功过得失。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任何政治领袖的功过得失,最终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秦始皇固然创建了全新政治制度,但并没有因此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隋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应当高于秦始皇。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

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     

“县官”与秦汉皇帝财政

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与出土简牍中,屡见“县官”一词,注家或释为天子,或释为朝廷,或释为县令。凡此诸说皆不妥。“县官”初指少府掌管的皇帝财政;从汉武帝以后,渐用为天子或朝廷的代称。     

论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

康熙崇尚王道政治,效法古之圣王"体上天仁爱之心,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齐之,刑以范之"的做法,提出了以德化民、以刑辅教的社会控制模式。安靖百姓是其治国、行政之要务,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加意抚绥与严厉镇压相结合的靖民思想。救荒是为了防止因灾生变,在如何救荒问题上,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坚持"耕九余三"论到主要依靠国家储备钱粮赈灾的转变过程。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具有以积极控制为主而以消极控制为辅的显著特征。     

论嘉庆帝治理西藏

嘉庆帝执政期间,在西藏整肃吏治,坚决贯彻各项成章,殚精竭虑,宵旰图治,为进一步巩固自清政权入关以来的治藏成果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昧于世界大势,加上国力的限制,嘉庆帝在西藏边境上采取了“置之不问”的闭关主义对外政策和“慎重”的单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导致西藏藩篱不保,给中国的西南边防留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