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镇银行的法律性质

村镇银行是银监会新近在中西部六省区农村试点的一种服务于农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法律性质来看,村镇银行是承担着法定社会责任的特殊的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应承担的法定社会责任就是将资金全额投向农村地区。但我国尚缺乏实施这一规定的具体规则,建议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美国《社区再投资法》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村镇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村镇银行的发展备受媒体、学术界和金融从业者的广泛关注.我国村镇银行处于试点时期,存在着资金来源不足、信用风险过大等许多问题.借鉴其他国家村镇银行发展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政府应给村镇银行适当的政策扶持并减少不当干预,同时村镇银行应严格市场操作,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明确市场定位,开展错位竞争;完善监管,强化风险防范.创造条件以谋求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法律视野下公司社会责任的成本承担

确定合适的公司社会责任成本的最终承担者,是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关键一环.然而,无论是由股东、消费者还是政府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成本,都将面临严重的法律目标间的冲突.让股东承担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将与保护股东的目标相冲突；让消费者承担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将与保护消费者的目标相冲突；让政府承担公司社会责任成本,又与约束政府的裁量性行为和预算法定的法律目标相冲突.公司社会责任的最终解决,必须转化为个人责任,通过个人慈善和非营利组织的扩展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传统金融机构

以村镇银行为例,从盈利能力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全国范围内94家村镇银行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村镇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且数字普惠金融对村镇银行盈利能力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的临界值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村镇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易发生;进一步探讨了治理能力所起作用,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拥有较高治理能力的村镇银行能更快推动其盈利能力提升。因此,应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优化村镇银行外部经营环境,村镇银行需提高治理能力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     

我国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模式比较与创新研究 ──以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为例

农村小型金融机构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由于其目标、定位、产权结构的不同,运作模式上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如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在投资主体、产权结构、贷款业务、利率等方面存在不同,为了更好的促进两者的发展,可以通过村镇银行与资金互助社的合作,创新信贷模式,建立"村镇银行批发+资金互助社零售"的模式.     

村镇银行运行格局、发展偏差及应对策略

从镇银行的地区分布、主发起行类别、注册资本及支农服务等基本情况分析,村镇银行能够有效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状况.然而,村镇银行向东部发达地区集中,主发起行设立村镇银行的动机不纯,村镇银行在支农道路上逐渐偏离了银监会的政策目标;基础设施和支农政策不完备及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的热情度锐减,使得村镇银行发展困难.为此,国家应拓宽市场准入深度,有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村镇银行,完善其运营系统和环境,健全涉农贷款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探索建立纵向分层的村镇银行监管模式,以促进村镇银行健康成长.     

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村镇银行社会责任践行路径

"三农"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村镇银行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笔者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村镇银行的社会责任,提出秉承高效廉洁理念、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经营服务模式、强化风险防控机制等对策建议。     

企业环境责任探讨

企业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主体、企业如何承担环境责任以及承担的具体做法和完善步骤都是决定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重要方面.为了帮助企业完善企业环境责任,要把企业、政府、消费者联合起来,充分发挥企业、政府以及其他诸机制的作用,完善企业环境责任系统和立法,以提高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自觉性.     

利率市场化对村镇银行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从国家经济环境以及银行业与客户的需求看,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村镇银行品牌弱,吸收存款能力弱,贷款潜在风险高,人才短缺,独立自主经营权受干涉,利率风险管理能力不强,这些问题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会被放大,既会是新的发展契机又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村镇银行必须利用后发优势,总结其他类型银行的经验和教训,取长补短,高起点发展;根据实力和规模,建立合乎自身定位的适应市场的资金定价体系,找准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以及利差区间;扩大风险管理部门职能,加强对利率风险的管控,并协同定价部门采取措施规避风险;转变经营思路,开展多元化业务,提升服务质量,打造企业品牌;通过引进和培养,优化人力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与高等院校或金融咨询类企业合作,引入智库,研究金融规律,创新金融业务。     

汇丰村镇银行吸储方式创新研究

本文在借鉴其他金融机构吸收存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村镇银行的运营环境和经营特点,结合代理人制度和集群管理理论,设计出适合村镇银行的吸储方式。     

论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完善——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社会资本理论在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其在传统权威、规范参与及传统交往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现实基础.随着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人际关系、内部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制度及社区网络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对此,必须进行深刻反思,立足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二元框架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促进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完善,以此推进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     

社会资本视角下村改居社区反腐治理创新研究

受结构变化、管理滞后、监督不力等影响,村改居社区腐败形势相对一般社区更为严峻。社会资本以价值观、信任、制度等为基础,在社区反腐信息共享、精神铸造、行为促进、网络规范、秩序维系等方面有独特功效。鉴于村改居社区信任与道德规范社会资本、现代性社会资本、组织性社会资本等方面不足的现实,需要从居民素质培育、集体行动网络建构、现代性社会组织开发及制度建设推进等方面进行社会资本的优化,达到促进反腐主体自觉和扩展反腐行动网络,从而提升村改居社区反腐效能之目的。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心理资本研究——基于湖南的实证

大学生村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群体。由于工作性质及培养目标不同,大学生村官比传统村官所受到的管理更严,肩上的担子更重,导致一些大学生村官在工作心理、工作环境等方面感到很不适应。基于此,对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在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等诸多心理资本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心理资本提升的对策建议,以更好地激发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城中村”问题初探

"城中村"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的障碍而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城中村"给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带来了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任务是改革现行与农村城市化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和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避免大量新的"城中村"产生.其次,对已成型的"城中村",应从物质形态改造入手,以关乎村民根本利益的房屋清理确权为切入点,均衡各方利益,多渠道筹资,统一征地拆迁、规划建设、落实安置,推进"城中村"改造.     

文化资本视域下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分化——基于湘西的考察

民族村寨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农业文化的基础载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文旅业成为民族村寨发展经济、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入手,以湘西部分民族村寨为样本,结合场域分析,构建了包括场域、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分化行动逻辑框架,从文化资源、文旅业发展及其社会组织关系、村落精英能力、社会网络等方面,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场域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研究引入文化资本理论,拓展了民族地区村寨研究的路径与视角,深化了对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问题的理解和阐释。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移民村庄的社会资本培育与金融互助社发展

以一个阶段性组合式移民村庄为例,分析移民村庄社会资本与金融互助社治理之间关系。研究发现,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是金融互助社治理有效的社会基础。阶段性组合式移民村庄的社会资本处于不断的发育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存量较低;社会资本的不足影响了村庄互惠网络的形态,形成了连通性较差的小世界网络;这种互惠网络使得金融互助社的间接互惠机制和直接互惠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使得金融互助社陷入逾期不归还货款的治理困境。因此,移民村庄的金融互助社要实现有效治理,应注重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