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皎然“逸格”论及其隐逸文化精神

皎然的逸格论,跟隐逸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逸格既包含了对文学创作主体所进行的创作活动的规定和要求,又指陈了中国传统艺术活动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即有效地传达主体固有之品格,使为人与为文获得完美的统一.如此,则人生与艺术也就合而为一,人生即艺术,艺术亦即人生.此乃中国传统艺术之真精神所在.     

论“逸”作为审美范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确立

"逸"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逸"作为审美范畴在魏晋的确立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逸"的精神在魏晋的崛起与"逸"美意识的形成;其次,"逸"大量出现在人物品藻领域;最后,"逸"被广泛地用来评文论艺,表现出多重审美内涵。"逸"最终被理性地抽象出来,建构出一个独立自足的"逸"范畴审美体系,真正升格为一个能够多维度的综合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审美范畴。     

试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逸”的演变及其影响

"逸"作为审美范畴由唐代提出,但真正将其发挥到极致的,是历史上的宋元时期。"逸"在宋代的"神逸之争"中因文人画的出现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元代四大家又将高扬主体情志之"逸"的内涵发展到了极致,可见宋元美学对"逸"的推崇。"逸"的升腾标志着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对理学的思想统治是一种异己的、破坏性的力量。但对"逸"过度推崇,以贬损、否定客体来高扬主体,以与客观现实相背谬、相抗衡来舒张自我主观世界,则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和影响,甚至将"逸"引向狂怪、幽僻的歧路。     

明末清初绘画之“逸”探微

明中后期,画坛对“逸”的阐释,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以《画禅室随笔》、《绘事微言》与《南田画跋》为基础,从“逸气”、“逸品”与“逸笔”三个层面,阐析明末清初绘画之“逸”的内涵与特征。明末清初时期,画理之“逸”重在意会,因而难以言明,各家画理皆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逸”所包含的“脱离”之本意,以及隐于山水林泉间的风尚与情怀。超凡脱俗的意境与隐逸的精神仍是绘画之“逸”的必备特点。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通过绘事实践,逐渐将不拘于常规的、个性化的表现风格纳入“逸”高绝脱俗的审美范畴之中,由此推动了“逸”逐步放纵化的表现趋势。     

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论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逸”及其美学特征

本文从"逸"字的词源考释入手,认为对中国古典美学中"逸"之审美范畴的研究应该从超脱的涵义开始,而不必溯源于隐逸之"逸"。进而以"逸气"一词为线索,探讨古代书画品第中"逸品"的思想渊源和内涵演变。最后将"逸"的美学特征归纳为超脱、自然、不拘三个方面,由浅入深阐发其美学意蕴和内在联系,试图对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逸品"作出新的总结和评价。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在野吾甘作系匏 百城南面以书豪——黎简独特的隐逸人生

清代中叶的黎简有着强烈的隐逸情结,并实现了自己隐逸的愿望;其隐逸的独特在于黎简是一个盛世隐士.由于他直率的个性,黎简选择的是"避仕"而不"避世"的道路.隐逸提升了黎简的创作,成就了他的艺术功业,使之跻身于伟大诗人的行列.     

“真”解——明清小说评点范畴例释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真"最早是作为一个画论范畴由五代画家荆浩提出来的,他认为绘画艺术的终极目标就在于"图真",即表现自然山水的本体和生命.明清小说评点家们借用"真"这一范畴来评点小说.他们用"真"来要求小说情节合乎生活情理;用"真"来要求小说人物典型鲜活;用"真"来要求小说细节缜密合乎逻辑,从而使"真"这一范畴演变成一个小说艺术的审美范畴.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