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伦理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 ,对儒家的道德自律、家庭伦理、诚实信用、亲和自然等思想的继承和扬弃 ,有利于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市场游戏规则和具有历史继承性的伦理道德     

儒家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化向度

儒家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是五四以来学术研究和学界争论的重要课题,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及文化进步具有先导性意义。本文从文化立场、伦理精神再生、理性化、制度伦理等四个方面展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中心与边缘：近代儒家伦理精神嬗变轨迹及其超越

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是在外力作用下的被动反应。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紧张和纠结中,儒家思想传统历经沉浮。主要体现在几个阶段：晚清士大夫群体建制化儒教努力的失败带来传统政教关系的破裂,儒家思想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失去“中心”思想地位。接着,在取法于西的“道德革命”中,儒家伦理思想遭遇到从具体规范到形而上学领域的全面否定。然而,在由“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中,儒家思想却又从失去制度支撑的“边缘”、“游魂”发展为重新纽结民族精神认同之基石。在“中心”与“边缘”的嬗变轨迹中,道德哲学体系经历了从“理学”到“伦理学”再到“新儒学”的发展。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重审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精神之嬗变过程,发掘儒家思想传统的精神价值,是理解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历史基础,也能为实现民族伦理复兴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国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造就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否有意义,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现代企业并不只有一种模式,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不同的模式.如果中国现代企业与中国儒家伦理相结合,将会产生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不同的中国的现代企业家精神.照儒家看,如果能用最合理的办法取得利润(赚钱)作为"手段",而以"公利" (也就是"公义")为"目的",我认为,这是符合儒家伦理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的.     

论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从人的成长与塑造、社会的安顿与治理方面凸显了伦理教育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并从德教与文教的角度较好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行忠信”、“明人伦”、“隆礼贵义”等理论,主张从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德性方面进行培育熏陶,通过“因材施教”、“教养结合”、“慎言敏行”、“寓情于理”等方法,以实现《大学》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目的。儒家关于伦理教育的理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伦理教育服务的。     

略论汉代和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汉代和宋明儒家学者董仲舒、扬雄、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统一思想的探析,认为强调知行统一,将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中国伦理学的一个优长。自先秦至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论对当今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启示意义。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困境与现代启示

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发展有一个从先秦源初强调对等关系到汉代及其之后强调非对等关系的转变.先秦至汉代之后家庭伦理的发展变化,启示着当代家庭伦理建构既要注意政治权力的背反,恢复完善家庭作为基本自治单元的本性,又要注意与现代本源情感和现实生活方式相结合.     

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

儒家伦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存在明显的不适应之处,同时,市场经济有它固有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模式,有它自身的市场伦理和秩序,如何使儒家伦理转换成市场伦理,在中国的市场伦理中,如何继承儒家伦理传统和保持儒学特色,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中庸之道”生态伦理原则的现代诠释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庸伦理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主要特征在于推崇中和,中和的天道观是其中庸伦理思想的出发点乃至归宿。人的实践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的思想反映了极其浓厚的生态伦理的情怀。本文拟就中国传统儒家"中庸"伦理思想进行分析,认为中庸伦理存在着三大生态伦理原则:即"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根本原则;"应时而中"的生态伦理应用原则;"惜生及民、惜人及物"的普遍关怀的生态伦理的情感原则。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儒家角色伦理

儒家角色伦理为我们提供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不依靠抽象的原则或价值或美德,而更侧重于以家庭和社会角色为指导标准。诸如智慧、勇气之类的个别“美德”,不外乎在互动交际生活中开窍启蒙后所达到的优良行为。根据儒家角色伦理,我们的家庭角色以及相关或者类似的社会关系合起来构成一个具体而又独特的活动网,例如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老师、朋友、邻居等角色。儒家思想从个人修身功夫的综合角度着眼,以家庭为人生经验的基地,追加个人角色、关系的最佳化。     

韩国儒家伦理的特点

本文大量的文献材料分析归纳 ,指出韩国儒家伦理的三大特点 :儒学内化为民族习惯、性理学的理论创造、实学的务实风格。具体说明了不同特点的形成情况、表现、发展前景。强调今天韩国的伦理 ,力图保持优秀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统一。     

论儒家的伦理传播观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把传播限制在“礼”的框架下,形成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伦理传播观。这种传播观不是“求真”而是“明伦”,是传统中国难以通过传播形成良性的知识生产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儒家伦理的境遇态度

境遇伦理的核心是反对抽象地谈论善和恶 ,而强调具体“境遇”即经验和事实的意义和作用 ,要求在具体环境和条件下来进行道德评价和认知 ,因此它强调伦理规范的相对性 ,强调人的主动选择权。本文以此为理论参照 ,拟从道德主体、道德概念、道德规范三个层面来讨论儒家伦理的境遇态度 ,并探讨这一态度所含蕴的儒家伦理的务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和宽容、同情的人文情愫 ,以及其对古代仁政的促进意义。本文还指出 ,作为一种认知的立场和思想方法 ,这种伦理态度自身也含具某些内在的紧张 ,应注意不要误置和误用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