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牂牁郡地理考释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按:巴蜀边境部族分作“南夷”和“西夷”,西夷为滇、邛都等地区,南夷为夜郎地区,今通行本《史记》此处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惟《汉书·西南夷列传》录《史记》之文无“西”字,已有人说,乃后世抄《史记》误衍“西”字是也。)夜郎(南夷)地区在被汉兵征服之前,其境有数十部族,以夜郎君长为最大,其所以联结成为一个单位,当由于这些部族地域毗连且族属相同。《史记》载,汉使至南夷,夜郎君长多同说:“汉孰与我大?”即因夜郎联结数十部族,其众数万人,顾盼自雄而僻处一隅,不知汉之广大,故问:“汉与我孰大?”后世讥为“夜郎自大”,是从全国形势来     

中国古代民歌发展史述要

民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它在人民生活中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心理、审美情趣和风土人情.民歌是民族音乐的基础,因此民歌实不愧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英;民歌是民族音乐的基础,因此民歌的起源问题也就是音乐的起源问题,而民歌的起源,则是民歌发展史上关键性的第一步.民歌源于何方?一说起源于人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吕氏春秋》说帝尧时代有一位音乐家质,他说“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有人则错误地归结为统     

优秀毕业论文文摘

《〈仓央嘉措之歌〉与藏族民歌》一文,全面论述了《仓央嘉措之歌》(以下简称《仓歌》)与民歌的关系,重点辨析了目前学术界“《仓歌》就是民歌”的观点。该文共分四大部分。首先,作者从四个方面指出了《仓歌》与藏族民歌的相似点,即语言、结构、比兴和比拟手法上的相似。然后,从作家文学同民间文学的差别、《仓歌》的艺术     

南夷、西夷考辨

本文认为,《史记》中凡称“西南夷”,均指“西夷”、“南夷”整个地区。“西夷”和“南夷”都是专用语,各指“西南夷”的某一特定地区。“西南夷”划分为“西夷”、“南夷”是以巴蜀为基点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司马迁等人出使西南夷的材料充分证明,巴蜀是开发西南夷地区的根据地。从族属上看,大体上说来,南夷地区以濮越族群民族为主,西夷地区以氐羌族群民族为主。关于滇池洱海地区的民族,作者认为,滇池洱海地区是濮越族群和氐羌族群交错杂居地带,大体上说来,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滇属于濮越族群,南夷文化色彩浓厚;洱海地区的主体民族、昆明属于氐羌族群,受西夷文化影响较大。两个地域里都杂居着另一族群的居民,因而,无论是滇文化还是、昆明文化,都表现出另一族群文化的某些特征。     

“州屈”不在湖南而应在河南

毛炳汉、周笃文等学者认为《左传》之“州屈”地在湖南,因以为楚之屈氏始封地。此说不确。事实上,《左传》之“州屈”地在今豫西南之南阳地区。而且,此“州屈”与“南屈”可能有“同一”关系。     

解放区和国统区民歌体诗歌之异同初探

谁都知道,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国风”的精华部分和汉魏南北朝乐府的无名氏作品,都是民歌。从春秋战国之际“楚辞体”的出现到唐代新乐府的兴起,都明显地受到民歌的影响。此外,象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的伟大诗人也积极地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创作出了彪炳史册的文学作品。到了新文学运动迅猛发展的三四十年代,民歌,更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民歌体新诗出     

德音之谓乐“解”——以先秦儒学为视野

在儒学的视野中,乐不同于一般的声、音,乃有德之音.乐的精神内核在于“生生”之“和”,其基础在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其完美的和谐在“无声之乐”的境界中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然而,“无声之乐”并非心灵的虚无飘渺的念想与妄测.因此,并不是虚无的彼岸图景,而是实存于人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的生命历程之中.通过个体生命的道德实践,“无声之乐”内化于主体的生命本质力量之中,修成儒家所追岽的理想人格.实践、人格与境界已然组合成“生生不息”的“圆融和合”的生命整体.     

昱城美·小石桥及其他——为几首新创“徽州民歌”歌词作者正名

随着我国《版权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维护知识产权法规的颁布实施，作家、作者们的著作权、署名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与维护问题，也越来越被重视和尊重。据载：长期被认作所谓“陕北民歌”、“湖南民歌”而漏署、不署作者姓名的《东方红》、《浏阳河》等作品，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概念理性相对应和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易传·说卦》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与性对举，意蕴主要涵括自然事物的本性与内在规律，属于认识论范围。《后汉书·党锢传序》谓：“天刻意则行不肆，李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这里“理性”概念指个人品性修养，属于修养论范围。南北朝《刘子新论》的《辩乐篇》谓：“淫、怆、愤厉、哀思之声，非理性、和情、德音之乐也”；其《和性篇》则谓；“理性者使刚而不…     

略论现实性

何谓现实性?作我国目前流行的哲学教材中,一般都认为:现实就是现在存在着的客观事物。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中说;“现实就是现在存在着的客观实在。”湖北省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说:“现实就是现在已经存在着的客观事物和现象。”     

“颤”字读音考辨

汉字多音多义现象十分普遍。正因为这样,教学上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颤”字就是一例。笔者在几所中学听课,不同老师对初一语文课本《老山界》中的“打颤”一词的“颤”字,注音各不相同;初二语文《飞向太平洋》中“震颤”的“颤”字,读音也同样如此,这就是没弄清多音多义字的区别发生的混乱。多音多义字人们历来都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我国古代第一部多音多义字手册《群经音辨》就是前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工具书(宋·贾昌朝撰),本书在音义注释上非常讲究音异而义殊的原则,该看书序说:“一字之文,音诂殊别者     

“壮西”、“壮欢”能不能比较?

黄英振同志的《“壮西》的艺术特点》一文(见《学术论坛》1982年第五期),是针对我的《壮族民歌种种》(见《民间文学》1980年9月号)而发的议论。他认为拙文对“壮西”与“壮欢”这两种壮族民歌的艺术风格所作的比较,“是非常片面的”。在这里,我有必要作如下说明: 其一,我的拙文,只是将各地区的壮族民歌,按其形式体裁,归类成“壮欢”、“壮西”、     

简论“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和”,古作“”“,相应也”,也就是唱和。《易·中孚·九二》之“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尚书·尧典》之“声依承,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都是这一意思。同时,“和”又与“调”互训,《说文》讲“调,和也”,《国     

“壮西”的艺术特点

侬易天同志在《壮族民歌种种》一文中,对“壮欢”、“壮加”、“壮囡”、“壮西”等几种壮族民歌的艺术特点作了分析介绍,其中谈到:“无论从形式或韵律方面看,‘壮西’要自由得多。它没有腰脚韵互押……远没有‘壮欢’含蓄、凝炼和紧凑。”(见《民间文学》1980年第九期)我认为,这一论断是非常片面的。所谓“欢”、“加”、“囡”、“西”,是不同地区的壮族群众对壮族民歌的称谓。叫山歌为“西”的,主要是南部方言区。“壮西”的形式或韵律,是不是那样“自由”呢?不。如德保的北路“西”,流传于田东、田阳、百色、靖西等邻近县及云南省文山州的部分地区。这种“西”的韵律结构要求特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散曲评议

一元代散曲的崛起,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的兴起与发达,音乐,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引进和融会,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刘祁《归潜志》中指出,元曲主要是在金代“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所谓“里巷之曲”与“胡夷之乐”相结合,即民间歌曲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伴随着辽、金两朝的军事与政治势力对中原地区的发展而在文学艺术上,特别是在诗歌与音乐之间新的结合上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这种情况早在北宋末年就已开始了。曾敏行《独醒乐志》中称:“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日《异国朝》、《四国朝》、《蛮牌序》、《莲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和之。”表明北方兄弟     

爱情与哲理交融的模糊空间——古代诗歌散论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爱情诗占据重要地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五国风中,情诗数量位居第一,“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宋朱熹《诗集传序》)汉代乐府民歌中,情诗又有佳作,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南北朝乐府民歌中,情歌如江南水乡的《采莲曲》、《子夜歌》、《折杨柳歌辞》等,给诗坛带来清新活泼的气息;唐代情诗呈现空前的繁荣,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写下反映爱情生活的佳作;宋代诗人以比诗“稍近乎情”,更宜于“簸弄风月”的词体,抒写爱情歌辞;元代诗歌中爱情内容被新兴的文学体裁“散曲”所承载;明代以后,爱情题材又活跃盛行在民间的“山歌”之中。总之,在我国古代,爱情诗的发展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     

事理相丽为实至仁--论王夫之的苦乐观

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也是集大成者,他对“孔颜之乐”也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正是通过阐述王夫之“乐”的思想,特别是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一本中有关“孔颜之乐”的思想,进而归结出他的苦乐观。     

郑声辨

自孔子说“郑声淫”以来,依经引申者有之,释词发微者有之,违义曲解者亦有之。说者不一,读者生疑。郑声究竟是“邪淫之乐”(张载《经学理窟》)、“靡靡之音”(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还是“音声之至妙”(嵇康《声无哀乐论》)?孔子反对郑声,是否也反对《郑风》?论诗与乐,“崇雅斥郑的原则”到底对不对?这些问题,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评价古代文艺观的问题,确有察辨探讨的必要。一提到郑声,旧说以为“淫声”:“郑国之音,谓淫声也。”(《辞源》)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的解释去掉了“淫”字:“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民间音乐,因同孔子等提倡的雅乐大相径庭,故受儒家排斥。”虽未直接指出郑声的音乐特征,却离了贬义,     

从为金圣叹及其评改本《水浒》“翻案”,到倡明金圣叹学

今年是全国核心期刊之一、湖北省优秀期刊《江汉论坛》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我看到《论坛》的“简介”，认为序言中肯定该刊“为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理论事业，培养和壮大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段话，讲得十分中肯；尤其感到亲切的是其中述及《论坛》“在文学领域，在全国较早地组织了对《水浒》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湖北乃至全国对《水浒传》和施耐庵的研究”话语，引起了我的回忆：我认为在我国古典文学领域：有一部对人民精神生活、社会风尚影响极其深远，内容甚为复杂而在讨论中分歧意见又最多的名著，那就是五百年来家…     

唐写本《文选音》作者问题之我见--文选学著作考(一)

敦煌遗书伯283《3文选音》残卷的作者,近人王重民假定为隋萧该——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清水淬其锋”,《(文选)集注》引《音决》云:“曹七对反,萧子妹反。”曹为曹宪,萧为萧该。此残卷作“之对、子妹二反”与曹宪《音》不同,又知非曹宪书。李善音间(于)《文选》注,许淹《音》盖已无存,而此残卷所载“子妹”一音适于《音决》所引萧该《音》合,余虽仅得孤证,在未见许淹《音》以前,无宁假定此残卷为萧该《文选音》也[1]卷五。周祖謨《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音》则非其说,主撰者为许淹——已而按核残篇,乃发现此书非萧该所作,王先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