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

阳翟褚氏起源于春秋时代 ,乃以官为氏 ,是由褚师氏演变而来。汉代褚氏以经学、文学显。两晋之际 ,褚氏由阳翟移居丹杨。东晋时期 ,褚裒崭露头角 ,并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中枢 ,成为高门士族。南朝时期 ,褚渊在宋齐交替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 ,褚氏继续保持高门文化士族的地位 ,并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风     

论南朝时期贵族教育的失误

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忽视对后代的正确教育和引导,因而出现了不少暴虐的君主和道德品质恶劣的贵族子弟;而士族门阀制度带来的重文轻武、轻视实务的社会风气,使一些士族高门子弟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毫无忧患意识,不仅丧失治理国家的才能,甚至失去社会生存的能力,一旦遇到逆境,就只能坐以待毙。这些历史的教训值得后人加以总结和重视。     

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婚姻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特定的空间背景，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吴会地区、荆襄地区是承继东汉婚姻礼制传播高潮而继续拓进的区域；建康京口地区、豫章地区则是因婚姻礼制的阶层渗透和地域拓展而跃上时代发展前列的两大地区；淮南地区是婚姻礼制由发展的先进地区而趋于缓慢的一个地区；岭南地区、闽中地区则是婚姻和制从无到有、开始萌芽传播的新地区。由此可知，东晋南朝各地区实行婚姻礼制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婚姻礼制的拓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     

东晋南朝画像砖的承继与流变

画像砖是我国极具特色的墓葬建材和艺术品,它在东晋时期产生了多砖组合的拼幅画像这样的新形式。这种新式线刻画像在南朝帝陵和王侯贵族墓中突然勃兴,出现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等这样的宏幅巨作。南朝晚期画像砖以浮雕为主,由线刻的"密体"发展为丰实的"疏体"。南朝时期,画像砖分布范围迅速扩大,形成了以都城建康和雍州襄阳为核心的两个中心区域。画像砖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画像砖形制多样,题材丰富,既有对传统题材的继承,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及佛教题材也大量出现。佛教对画像砖墓的影响呈现出一种自中间而上下、由周围向中心发展的趋势。南朝墓葬画像砖也对北朝和隋唐墓葬产生影响。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所见地名例释

东晋南朝墓志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名资料,尤其是与墓主籍贯、婚姻、仕宦、爵位及葬地等相关的政区地名,加上其兼具作为出土材料之真实性、可靠性的突出特征,故可据之以补充、核实、纠正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本文即择其与传世文献记载颇有岐异者,略作考释,以补史阙。     

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

在中国道教近两千年的发展中,道教与民间巫道一直处在既相倚存又相矛盾和冲突的境地。国内外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道教其实自创立伊始即有同民间巫道的激烈矛盾和冲突。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道教本身在这一时期的深刻变革,同时也突出了道教作为一种正规宗教的特质。     

略论东晋南朝江南地区的陂塘建设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本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江南民众为了生存与发展,因地制宜地展开了以修治陂塘为标志的水利建设高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东晋南朝的江南陂塘建设,增强了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配合了农田水利开发,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明代士大夫的忠孝观念及其行为实践

月代十大夫的忠孝观念,尽管所涉甚多,然究其要者,则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忠与孝的关系,即究竟是忠孝不能两全,还是忠孝可以合一;二是忠臣孝子的精神史源流,即孟子所言的大丈夫“浩然之气”,与忠臣孝子之间存在着何种传承关系.以及忠臣孝子所具的侠义精神;三是忠孝的名实之辨,即从名副其实的“愚忠”实践者与名不副实的沽名钓誉者两个侧而,对忠孝观念重加论定;四是在整个明代社会变动的背景下,忠孝观念开始出现诸多的转向.从明代很多忠臣的表现来看,无不体现出一种“愚忠”.一个“愚”字,似乎证明他们的行为实践,并非出于理性的自我,而是出于外来精神压力之下的被动接受.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论西省与东晋南朝文学简

西省是晋代的一个负责起草诏敕的专职官署,在南朝又有所发展,带有朝廷省署、中央文馆和帝王待诏的三重含义,具有这三方面的特征。受世风和士风的影响,东晋南朝的西省已经发展为一个司文机构,用人以文才为重,撰文以清辞为美,体现了南朝文学清丽的美学特征,具有产出文学作品的制度职能。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 ,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 ,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 ,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 ,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 ,尚不够成熟 ,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论晋末南朝时期的“岭南之弊”

东晋南朝时期的“岭南”一词,所指范围较现今意义广泛得多。晋末刘宋时期,频见于史籍的“岭南之弊”,主要指此地官吏的贪墨之风。司马元显、刘裕、刘义隆对“岭南之弊”的处理,既显示了中央力图有效管辖地方的实践,亦反映了主政者与地方官吏之间的资源争夺,是帝制时代皇权与官僚权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钳制的共生关系的一个缩影。岭南地域自身的发展程度、政治形势、为政风气、国家财政情况,则是影响主政者对“岭南之弊”态度的重要因素。     

论南朝史书杂采奇闻轶事的叙事方式——以南朝范晔《后汉书》为例

南朝所撰正史,喜好采录琐事异闻入史,成为一大鲜明的叙事特色.以<后汉书>为研究对象,分析南朝史书杂采奇闻轶事的叙事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南朝史书的叙事内容,给南朝史书叙事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对全面展现这一段文学史发展的风貌,促使史书编撰者提高叙事艺术水平,具有一定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论南朝辞赋的题材选择

南朝文士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退缩,陶醉于家族门第的光环,自傲于脱略事务的清高,沉溺于贵族生活的享乐,其气质变得愈来愈纤弱、细腻,造就了贵族特有的病态文化人格.这种人格必然会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使其烙上了明显不同于汉、魏、晋文学的特征.文章探讨了南朝赋在时代背景下的题材特征,主要表现为所咏之物趋于纤弱,赋家笔下多是日常的、琐细的东西,花花草草、风花雪月之类;所咏之人趋于柔媚,赋家笔下多是女性神态形体世俗的矫揉姿态;所咏之情趋于低沉,赋家笔下极少吟唱高迈的节操和抱负,高蹈、旷达的情怀.     

论永和人物——以刘惔为例

刘惔出身于士族,生活在东晋立国及逐渐稳定之时,他最活跃的时间正值东晋清谈的盛期——咸康至永和年间。他以"简秀"的风神、渊博的学识、"往辄标的"的清谈风格、精妙的识鉴人物的能力成为风流之宗。他自信、重情而谨守礼法,重视君臣秩序;精勤政务,处事干练,洞察大局,并勇于自任。刘惔较好地实践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具有儒道兼综型人格风范。对刘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东晋中期的名士风貌和思想文化。     

论中国伊斯兰教的"忠孝"观

与-些西方学者和社会偏见所断言的相反,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非但不与伊斯兰教的真主独-论相悖,双方在忠孝观的问题上还恰巧有契合点.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关忠孝的教导、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忠孝观的阐述、穆斯林群众对忠孝观的实践等角度分析中国伊斯兰教"忠孝"观的正负两方面作用以及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宗教在维系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类同性可证,中国穆斯林大众和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其实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时段里因"忠孝"观而获得利益的趋同,也因"忠孝"观而遭遇共同的历史灾难.     

论南朝诗歌世俗化的成因

南朝时期,诗歌摆脱了伦理和玄学的束缚,描写日常生活,表达世俗情感,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这种现象的形成,决定于诗歌雅俗交替以及诗乐分合的嬗变规律,而由思想、文化、艺术等构成的南朝特定的人文环境则是其中的催化剂。当然,文人素质的弱化也是成因之一。对南朝诗歌风格中的世俗精神应予以客观评价。     

论南朝士族武风趋于文治的形象转变

在南朝正史的记载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现象,即南朝士族中,尤其是武将出身的士族在崇尚文学的时风感染下,逐渐向文士家族转变,如到氏、张氏、沈氏、柳氏等,同时南朝帝王本身的形象转变也是一个实证。帝王与宗室对文学的提倡促成了文学兴盛,但也造成时人鄙视武风、不堪武职的习气。     

论忠孝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及改造

中国是一个伦理型国家,忠孝观念一直深入人心并很早就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影响,种种迹象表明忠孝文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和改造是深入而全面的,而且正因为忠孝文化的渗透与融入才使得这些故事更加深入人心从而流传更广、影响更深。这从忠孝观念对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影响与改造就可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