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产业政策的转型

当下全球正处于技术和产业发生深刻转变的时期,这一深刻转变,预示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此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差异表现在创新范式上,前者为组合式创新范式,后者为采摘果实类创新范式。创新范式的巨大差异,使得第四次工业革命有着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其进程难以通过采取通用技术或主干技术分析这类方法加以把握,尽管这一方法对于分析前三次工业革命是适用的。作为融合多种新趋势的突破性式技术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突破的总体方向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难得的直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为了抓住这一机遇,中国既要发挥好市场的力量,也要通过政府这只无形之手发挥好产业政策的作用,但面对新的局势,不能简单地直接搬用过去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成功做法,而必须与时俱进,对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组织政策进行新的筹划和必要转型,以提升中国适应、参与和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力。     

新经济革命中政府职能的再定位——基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考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发生,说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经济生产模式已走向末路.把自然当作“资源”开发利用的旧有思想观念则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所以,我们要探索一种新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圈意识”,以及新的可持续能源使用道路,以此为基点推动一场新经济革命.在这一进程中,政府角色非常重要,政府职能迫切需要再定位.     

熵的世界观:《第三次工业革命》方法论探源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里夫金在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意义上提出了一种对于“新经济模式”的未来预测.其中融合了他在《欧洲梦》、《工作的终结》等著作中已经提出的相关思想,并在方法论上贯彻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提出的“能源机制决定论”观念.在具体的政策建议层面上,里夫金的著作不失其思想价值,但在理论方法的考量中,《第三次工业革命》暴露出其自身的困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三次工业革命与哲学发展转型

三次工业革命建立起的西方工业文明将古老的农业文明摧枯拉朽,并且每一次工业革命较之前一次均以加速度、超能级的方式更迅猛地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变化发展进程。建基于工业文明之上并反作用于工业社会的近代、现代、当代西方哲学,其发展转型与三次工业文明的进程密不可分,这其间既有工业革命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质疑与终结,又有近现代哲学对工业文明的倡导、批判和颠覆。我们反对唯心主义观念论,但却关注哲学范型与工业革命的类型及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关注三次工业革命与哲学转型的互为因果关系,由此进一步揭示哲学与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昭示工业文明类型与哲学范式之间的因果勾连。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文化意义

在施瓦布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它的特征在于,更加精深的数字技术;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融合的趋势;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力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推动世界观的变革;推动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形成。资本逻辑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支配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的方向、内容和形式,它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和数字化时代本身的特质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界限。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对策在于,自觉提高对它的全面、客观、辩证的认识;调整文化体制机制的政策和文化制度安排;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充分发挥教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功能。     

“工作的终结”与救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启示与反思

在里夫金看来,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传统的劳动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对于小部分就业人员而言,他们的劳动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体力劳动,而是转变为以智力和情感为基础的协作劳动,后者不再是传统的雇佣劳动了,这是“工作的终结”的第一层含义;其次,随着普遍智能的运用,传统工人劳动必然会被机器取代,信息时代将是传统工人终结的时代,也是雇佣劳动消亡的年代,这是“工作的终结”的第二层含义;再次,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终结了传统的一切劳动,但它所推动的“第三部门”,将会吸收全部失业劳动力,实现对传统劳动的全面解放和救赎,转变为一种以人际交往为目的的深层游戏,这是“工作的终结”的终极含义.然而,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里夫金显然低估了资本霸权的建构能力,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     

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经济赶超的“机会窗口”——基于产业转移演进视角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数百年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不断成功上演落后国家赶超领先国家的案例。中国若要成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就应在高度重视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充分利用中国科研的人才优势,切实做好新技术产业化,进而掌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重塑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这也是第二种"机会窗口"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所提供的战略选择。     

中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选择

自德国提出工业4.0概念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开始受到广泛讨论,但对于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如何参与或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迄今仍众说纷纭。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内涵与特征的科学把握,与中国能否利用好这次历史性机遇、避免重蹈前几次工业革命的覆辙关系密切而显得至关重要。通过比较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次聚合了四大趋势的破坏式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以双轨战略和双轨机制加以应对。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工业革命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启动了"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不再是一种幻想,而是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范式略有不同,施瓦布从技术-社会范式入手,将这次产业升级界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在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融合下所引发的一场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它在内涵上不仅包含前两者,在意蕴上更为丰富和饱满。施瓦布坚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对当前的工业、商业、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模式等产生颠覆性影响,从而开启以智能生产、创新驱动、数字集成、共享经济、弹性工作和灵活治理等为核心特征的新范式。《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今后一个时期还应当从核心竞争力、实施路径、人口优势、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为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转型提供根本保障。     

中国产业政策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人工智能为通用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有所不同,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只涉及单一关键投入,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复合型关键投入,其技术进步依赖于算法、芯片和数据的协同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速度不仅受本部门技术创新的影响,也需要上下游关联产业互补式创新的支持。再加上数字化技术在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重组式创新也变得日益重要,传统产业政策已无法应对全产业链和跨部门的协同创新和组合爆炸的挑战,政策范式转型已刻不容缓。根据演化经济学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判断,第四次工业革命尚处于导入期的构造范式阶段,这一阶段将会出现"创新蜂聚"和科技投资热潮。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海量的数据成为发展人工智能的先天优势,但也存在诸如基础科研投入不足,高端芯片领域缺乏核心技术等短板,以及促进创新和隐私保护的两难权衡。中国必须同时采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基因池"多样化和互补式创新的"水平式"产业政策,以及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垂直式"产业政策,唯有二者并重,中国才有可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     

新兴产业集聚视角下河北县域工业化转型升级研究

当前河北县域工业化的发展对资源依赖性强、产品附加值低、发展空间限制、环境压力大,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河北传统工业的升级改造是河北县域工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已然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本文对河北省县域新兴产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搭建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平台不失为当前最好的模式选择,并提出了基于新兴产业集聚的河北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基于水资源综合承载力视阈下的河北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针对河北省水资源承载力日趋下降的现实问题,文章构建了水资源合理配置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直觉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河北省主要高耗水传统产业的水资源合理配置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构建出"水资源合理配置程度-传统产业经济效益量"二维传统产业分类坐标,通过分析河北省不同传统产业在水资源利用以及其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差异性的基础上,将不同传统产业归集定位到坐标不同象限之中,进而为河北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出路径选择。     

转型升级背景下广东温泉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分析

以广东温泉旅游业最新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近年来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广东温泉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了其当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区域合作、突出产品创新、完善政策法规、加强人才建设等方面探讨其可持续发展对策.     

运用工业互联网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工业互联网是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工业互联网对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拓展数字经济新空间、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工业互联网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平台开发与应用落地存在差距、企业实际与平台要求存在落差、典型案例与复制推广之间存在难题、信息技术与运营技术融合不够等四大突出问题。未来应从完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和场景落地、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和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     

技术市场发展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采用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技术市场发展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市场发展可以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并且这一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实现。技术市场发展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性,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在其中起重要的推进作用。此外,技术市场发展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在长江经济带尤为显著。文章为制定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提供了依据,对中国正在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也有启示意义。     

电子商务视角下中山市专业镇转型升级研究

目前,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如何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加快专业镇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市专业镇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充分了解研究背景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商务在专业镇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山市专业镇电子商务的发展状况与存在问题。同时,构建了一个专业镇电子商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古镇灯饰专业镇和沙溪休闲服装专业镇的电子商务能力进行了评价。最后,提出了利用电子商务促进中山市专业镇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原因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军队同日军在长沙先后进行了四次会战,特别是从1941年12月23日到1942年1月16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极高赞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这场战役的胜利着实来之不易,分析这场战役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第九战区正确的作战方针、将士的浴血奋战和群众的大力支持这三个方面就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